【文/ 奈瑞·伍兹】

美国的撤退

在极短的时间内，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便颠覆二战结束以来支撑国际秩序的诸多基本原则。特朗普迅速重新定义了美国在北约中的角色，不仅质疑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防务承诺，甚至对与“五眼联盟”伙伴（FVEY，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情报共享也提出了疑问。

在联合国，美国站在俄罗斯以及其他昔日对手（如白俄罗斯和朝鲜）一边，反而与几乎所有传统民主盟友背道而驰。面对局势突变，欧洲官员们手忙脚乱地应对，开始思考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以及华盛顿是否还会继续在欧洲驻军。

然而，与这些安全考量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拒绝了其曾深度参与塑造的那些条约、国际组织和经济制度。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天，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命令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并暂停为期90天的所有美国对外援助。紧接着在2月初，他又下令对美国参与的所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作为缔约方所签署的所有公约和条约”进行为期180天的全面审查。

而更激进的举措可能接踵而至：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制定的《2025计划》已预见了许多此类特朗普政策走向，而该计划呼吁美国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这两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发展与经济稳定的基石，且美国也始终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2025计划》是一项由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于2023年4月发布的政治倡议，旨在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巩固行政权力，以支持右翼政策。该计划曾预计特朗普会赢得2024年总统大选，其大部分作者都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或2024年竞选活动中任职

所有的这些变化似乎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战后秩序正在走向崩溃。通过放弃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特朗普政府似乎在宣告美国主导地位和“仁慈霸权”的终结。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等人所指出的，一旦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退出舞台，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的混乱状态。

当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以赤裸裸的强制力量（raw power）破坏全球稳定，使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世界中，战争或许将更加频繁爆发，而曾与美国关系亲密的盟友——无论是在欧洲或亚洲——都可能沦为被胁迫的对象。然而，这种秩序的崩溃并非必然发生。尽管旧秩序或许正在消亡，但是否会演变为混乱与冲突，仍取决于那些至今为止一直在维护支撑这一体系的众多国家。

即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国家间仍可通过多种方式保持有效的合作，甚至可以对华盛顿的单边行动形成一定的制衡。但要实现这一点，战后秩序的核心成员——包括欧洲国家、日本以及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伙伴——必须提前联合起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他们不能只是作壁上观，否则部分国家可能会脱离原有阵营。

特朗普政府正迅速推进对美国国家利益定义的重设，并绕过长期建立的多边安排以实现其目标。其他国家必须以同样的速度行动，保护并强化这些制度性结构，因为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或缺。

“供需关系”

在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中，维持国际秩序通常需要一个强大的霸权国家，依靠其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维护规范国家间互动所依循的规则和机构。这一理论被称为“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常被用来解释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欧洲秩序崩溃的原因：当时没有国家既愿意又能够承担合作成本——英国有意却无力，而美国有力却无意。

相比之下，二战后出于对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应对，美国同时具备了维护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因此成功主导并维持了国际秩序。从这个视角来看，若美国退出其帮助创建的国际条约与组织，国际秩序也将随之瓦解。

欧洲拥有巨大的技术、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未来的世界秩序则取决于欧洲人能否让它们实现。图为4月1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拍摄的欧洲议会现场

然而，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的，霸权稳定理论仅关注“供给侧”——也就是一个强国是否愿意提供国际合作所需的条件。但“需求侧”同样重要。许多国家，包括绝大多数缺乏主导力量的国家，出于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仍然支持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

这种需求的存在是因为在充满竞争、不确定性和冲突的世界中，大多数国家认识到，依靠一次次的临时“双边交易”难以长久奏效。此类“交易”往往会偏袒强国，从而导致强制性行为，例如特朗普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弱国施加的胁迫性行为。因此，即使在没有霸权国家的情况下，各国仍可能寻求集体性制度，来整合力量、抵御不稳定，并捕捉在有限的合作基础上产生的互利共赢成果。这一洞见为没有美国参与的秩序提供了新可能性。

事实上，非霸权式的多边合作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就是一次旨在重建基础性国际秩序的多边努力。其结果便是“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形成，这一机制后来包括奥地利、法国、普鲁士、俄罗斯与英国等主要国家。

尽管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经济实力，但并未在欧洲大陆拥有霸权地位。相反，正是通过外交合作与力量平衡的结合，这一秩序维系了数十年，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及德意志统一的进程打破了原有格局。更早的例子还包括13世纪由北欧城市建立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该联盟旨在保护和促进其贸易利益，成效显著，并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自二战以来，尽管美国在整体国际秩序中扮演着霸权角色，但也存在多个由“需求驱动”形成的多边合作典范，而这些合作并不包括美国的参与。以欧盟为例。尽管美国一直对其可能导致的保护主义倾向心存顾虑，欧洲国家仍成功将各自经济整合为一个强大的一体化经济体。

因此，欧洲如今拥有一系列稳固而持久的制度安排，包括如欧洲中央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这样的集体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如今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力。随着欧洲国家加大公共投资，以应对美国外交和贸易政策剧烈变动背景下全球性危机的叠加冲击，欧元有望成为美元之外的另一种有吸引力的全球储备货币。

另一个非霸权主导的国家间合作典范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该组织包括非洲和中东的主要石油生产国以及委内瑞拉。自1960年成立以来，OPEC虽然经历了成员国退出、内部价格战以及频繁违反配额限制等问题，但仍成功赋予了一群缺乏强大军队和多元化经济的资源型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取得影响并获取全球资本市场话语权的能力。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该组织成功协调了其成员国与另外10个组成“OPEC+”的国家之间的产量配额，以稳定并维持高油价，为其成员国带来了超过万亿美元的总收入。

一种更松散、但同样基于需求驱动的多边机制是“金砖国家+”（BRICS+）。该组织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于2009年成立（当时称为“金砖四国”），现已扩员至十个成员国。尽管一些人将其视为对抗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无效尝试，但该集团仍因共同利益而维系，即降低风险。

例如，许多金砖成员国担心对美元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机构的依赖使他们容易受到胁迫和制裁。因此，他们着手创建自身的制度性工具以增强韧性，其中包括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截至2022年底，该银行已批准超过328亿美元的贷款，覆盖96个项目，服务于BRICS+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2024年10月22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开幕，这是金砖国家扩员后的首次峰会

这些案例均表明，只要国家有共同利益或面对相似风险，他们就可以在没有霸权国家的情况下自行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即便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国际机构、背弃美国承诺并忽视既定外交规范，也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无法建立并维持谈判与合作的制度框架。事实上，全球正面临着从美国主导的制度、条约与联盟体系，过渡到由其他国家主导的新型合作架构的多种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