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

建构性市场指的是生产和交换相统一的产品市场。相应地，资本市场是为建构性市场服务的。以新能源汽车发展为例，早在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里，就鼓励政府设立产业引导基金（如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扩大新兴产业的投资规模，带动社会资金投向处于创业早中期阶段的创新型企业。201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里，重申了这些政策导向。

中国资本市场从其创立之初就承担了为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提供融资的功能，在经过多次重大改革之后，特别是在2019年上海科创板成立并试点注册制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服务重心进一步转向与新技术革命相关的科技创新企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等新型金融资本形态的发展，吸引和鼓励了更多企业家和创业者投身于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导向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之中，为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的发展是与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2015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具体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和方针，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分为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商业一类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商业二类是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建设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依据，在于国有企业客观担负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工具，要帮助国家实现如下重要功能：第一，为整个社会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二，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关系加以协调，克服以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为标志的市场失灵，实现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第三，在战略性基础性行业，通过具有长期时间视野的战略投资以建构市场并引领市场的发展，这一功能同时也包含着后发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所发挥的功能。

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市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获得进一步深化，国有经济在战略性基础性部门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得到了再生产。

中国资本市场的服务重心转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促使国有金融资本转变为产业政策与资本市场相互联系的纽带。国有金融机构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与职能资本相融合，形成国有金融资本，发挥了引领建构性市场的发展以及塑造产业链或社会分工的职能。

但是，国有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其作用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这一资本市场可以成为国家经济治理即产业政策的工具，为推动建构性市场的发展起到重大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特色资本市场，也要注意化解和防范由此可能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引导和规范国有金融资本的行为和目标模式，使其切实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图1 各级政府设立的产业引导基金数量及规模：2013—2022。来源：CVSource投中数据。http://www.cvsource.com.cn/

近十年来，在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我们目睹了国有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在贯彻产业政策上发挥的作用（图1）。

以半导体为例，2014年，由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和财政部等部委联合推动，颁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所谓国家大基金）。国家大基金与以往政府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模式不同，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公司制经营模式，基金所有权归“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由“国家开发银行”托管，以“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管理人，实施专业化管理。

“大基金在工信部和财政部的支持下，吸引了一大批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作为发起股东。其中，财政部、国开金融、中国烟草等代表中央政府出资，是出资大头；北京亦庄、上海国盛分别是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地方政府出资平台，这两地又是当前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最具区位优势的地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大唐电信、中国电子等央企，与集成电路产业有密切的联系，对集成电路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紫光通信、福建三安等是国家集成电路的领军企业，可以为该项目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国开金融、武汉金控、中电投资、华芯投资等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可以提供资金运作和投资管理支持”。

总之，大基金的股东囊括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和金融等领域的国有和非国有行为主体，这是利用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资本运作规律，推进产业政策实施的典型案例之一。

国家大基金在成立后对集成电路或半导体全产业链进行了全方位投资。目前国家大基金一期已经全部投资完毕，公开披露的项目达70多个，涉及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等各个环节，整个投资分布情况如下：集成电路制造占67%，设计占17%，封测占10%，装备材料类占6%。

自国家大基金设立以来，我国半导体市场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集成电路年产量从2014年的1016亿块，增长至2021年11月的3295亿块（见图2），7年间翻了3倍多。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许多关键环节都有中国本土的企业，2022年，全国有超过17万家半导体企业，形成了完整半导体产业链。

图2  1989-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亿块）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发展中，竞争性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突出表现是地方各市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及其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的兴起。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安徽的“合肥模式”。

2015年，合肥组建了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合肥建投、合肥产投和合肥兴泰。合肥建投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现代旅游、交通等，合肥产投专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合肥兴泰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目前，合肥国有资本的投融资主要依托于这三大平台。

合肥模式的特点是，找准位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重点企业，通过国有资本引领，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共同培育发展产业项目，待项目成熟后，国有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转投其他产业项目，不断延伸拓展地方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合肥形成了总规模超过1千亿元的各类基金，带动社会投资近4千亿元。其中，为支持初创企业、中小企业，成立总规模59.2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和天使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在肥投资超过2千亿元。组建总规模近3百亿元的芯屏产业投资基金，全部投向合肥市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上下游产业链，其中仅京东方10.5代线项目通过芯屏基金就直接引入社会资金79.45亿元。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合肥形成了“引进项目→国资投入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支持新项目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在谋划项目之初，就预留国有资本安全退出通道，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及清算、份额退出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这样，国有资本在完成培育引入产业项目使命的同时，还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截至2020年，合肥国资系统企业综合资产负债率为59.8%，国资委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接近8000亿元、净资产接近30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的循环使用，有力推动合肥产业快速发展。

五、结 语

本文探讨的四种中介性制度，即建构性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政府内竞争、政府间竞争，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相较于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它们是更为具体的制度，同时也是基本制度赖以再生产的中介，故而称之为中介性制度。这四种中介性制度是相互联系、有时候是相互重叠的，共同构成了一个中介性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界定了什么是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

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在这一体制中，建构性市场居于核心位置。国家在建构性市场以不同形式担负着领航和协调分工的职能，将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目标与企业价值目标相结合。在此意义上，建构性市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战略性基础性部门的具体实现形态；市场和国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有机结合等属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在这一市场获得了具体而微的表现。中介性制度体系中的其他几项制度，都是为建构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服务的。

第二，作为产业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呈现为一种以中央集中领导为前提的包容性分权体制。在这里，“包容”一词的含义是指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有意促进了自身内部的分权，并在分权的基础上开展集中统一领导。地方政府间竞争和政府内竞争是这种分权体制在制度形态上的主要表现。

这样一种国家体制也必然决定了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的特点，一方面，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看，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是前文所述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另一方面，从政府内竞争的角度看，在这一产业政策体制中，担负领航和协调职能的国家机关也具有多元化特点。伴随国有金融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崛起，这种具有包容性分权特点的产业政策体制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第三，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带来了一种将地方性知识和集体知识相结合的特殊的知识生产与协调机制，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性知识匮乏的固有弊端，为国家合理地制定并修正产业政策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在此尤为值得强调。

这一知识生产和协调机制是由两个层级组成的，其一，如前文所述，在两类竞争中形成的差别化战略，催生了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的机制。其二，在此基础上，便派生出地方性知识能否以及如何在中央层面获得协调以创造集体知识（或组织知识）的问题。这种集体知识，是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家机关可能拥有并加以运用的知识，其形成虽然也有相对独立的来源，但借鉴或吸纳地方性知识也是其产生和演进的重要途径。

以建构性市场为核心的中介性制度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是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根本领导制度赖以再生产的中介。对中介性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体系间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何以是一种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新型举国体制。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原标题为《理解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一一围绕中介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有删节，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