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为当代非正统经济学的一支而发展的，为了理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必要将其与其他非正统经济学相比较。哪些学派可以算是西方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呢？拉沃引用了弗雷德里克·李在2009年出版的《异端经济学的历史》，该书列举了如下学派：“后凯恩斯-斯拉法主义、激进马克思主义、制度演化学派、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生态经济学”。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尽管互有区别，但作为非正统经济学，却有着共同的方法论特征。拉沃在书中以下表概括了异端经济学在理论预设和方法论上的共同点，以及它们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见表2）。

表2 两种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拉沃认为，在区分非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时候，要将下述两种人区分开来，一类是“主流外部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另一类是“主流内部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只有前一类学者才是真正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后一类学者、即主流阵营内部的非正统学者，其典型代表是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他们也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在批判主流经济学同行的时候往往言辞激烈，某些批评甚至与真正意义的非正统学者并无二致，然而，在拉沃和其他非正统学者看来，他们充其量只是“异教徒”。

真正意义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是“渎神者”。将异教徒和渎神者作比较可以发现，前者信奉主流理论的研究纲领，其批评仅限于对个别教条作出修正；相反，渎神者反对的是主流理论的研究纲领本身，他们是主流理论的对立面，故而无法为主流所容忍。在读到拉沃的这些评论时，笔者不禁回忆起自己数年前在国外参加非正统经济学会议的情形，当时有一位“渎神者”、著名的斯拉法派经济学家库茨（H. Kurz）发表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向堡垒进攻（attack the citadel）。这个堡垒，就是居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渎神者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凯恩斯《通论》发表前，卡莱茨基——日后被看作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在以波兰语发表的论文中，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得到了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类似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通论》发表不久，中国学者樊弘注意到，凯恩斯的理论与马克思有着深刻关联，并发表了以此为主题的英文论文。樊弘此文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对马克思和凯恩斯加以比较的论文，在樊弘看来，凯恩斯实际上是以另一套术语表达了马克思业已表述的观点。[1]

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罗宾逊夫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她指出，马克思“提供了有效需求论的原理，并且为资本主义运动法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 今天，后凯恩斯主义者一般也都承认这一点。所谓“成本悖论”是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它的意思是，如果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了更高的消费、更多的销售、更高的产能利用率以及更高的投资支出，利润率将会上升。

成本悖论意味着，在危机中，尽管降低工资对个别厂商可能有利可图，但就整个经济而言往往是有害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巴杜里明确指出，这些看法是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演变而来的。

不过，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别。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正统经济学时，罗宾逊曾指出，这两种经济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正统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过去的封建经济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其次，正统派经济学主张社会各部分之间利益的调和，而马克思则以为在经济生活中，不从事劳动的财产所有人和不占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3]

今天看来，作为非正统经济学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二点上与马克思经济学是一致的，在第一点上则有分歧，正如拉沃在本书提及的，“一般而言，后凯恩斯主义者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他们只想要驯服它，并承认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动态性质。”拉沃表述的这一立场意味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虽有深刻的分歧，双方却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存在奇妙的一致性。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针对这种一致性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从完全竞争的基础开始，然后引入不完全竞争作为对基础理论的适度修正。非主流经济学（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文引者按）则通常接受完全竞争适合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观点，但认为不完全竞争支配着现代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服务于保护和维持以下理论基础：把完全竞争作为必要起点和基本参照，同时又在那个偏离真实世界的清单中不停地添加内容。”[4] 从这个角度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不像拉沃等人所说的，是彻底的渎神者，而是还留着一条异教徒的尾巴。

谢克的上述批判触及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总体而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一个独立的参照系理论，该理论的任务是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即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机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这样的理论，这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解释了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这个理论也被看作参照系理论。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看来：现实中的产权结构与参照系理论所指的效率标准相一致，解释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5]

值得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事实上假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组织的最终形态。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参照系理论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这意味着，这一参照系理论只限于分析在特定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及其历史正当性；一旦这些条件不再成立，参照系就将失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走向历史性衰落。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参照系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化。[6]

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有自己独立而明确的参照系理论。其他经济学流派，无论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追随熊彼特传统的演化经济学，都缺乏这样一个理论。这也意味着，从所谓范式或研究纲领的意义来讲，当代经济学流派中能够作为一种范式或研究纲领来看待的，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他流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具备成为一种独立范式的充足条件。

不过，尽管有上述缺失，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有必要向后凯恩斯主义学习。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为代表非正统经济学（笔者曾将它们概称为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我们时代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区分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他向伟大的英法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学习，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马克思认为，1830年以后，古典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庸俗经济学自此流行于世。这个判断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沿用到今天。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不仅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当代庸俗经济学，也有当代古典经济学。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非正统经济学，就属于当代古典经济学。[7] 非正统经济学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域外经济学革命的领航者。在中国，学习和借鉴非正统经济学，则可为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理论的养料。

孟捷教授领衔翻译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基础》中译本于2021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敬请关注

[1] 樊弘：《凯恩斯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理论的比较》，张雪琴、王丹译，《政治经济学报》第12卷。原文为Fan-Hong, ‘Keynes and Marx o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ey and Intere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 No.1, 1939, pp.28-41.

[2]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9页。

[3] 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

[4] 谢克：《资本主义：竞争、冲突与危机》上册，赵准等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5]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页。

[6] 参见孟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迈向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报》第1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7] 以斯蒂格利茨等人为代表的“异教徒”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划归当代古典经济学的行列。

本书的迻译是从2016年秋季开始的，2019年春天竣稿。翻译工作借助了读书会的形式，即在各章初译完成后，在读书会诵读，当场提出意见，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各章的初译者如下：张雪琴（序言和第四章）、谢戈扬（中文版序）、马梦挺（第一和第七章）、孙小雨（第二和第五章）、秦蒙（第三章）、秦蒙和孙小雨（第六章）、余超（第八、第九章）。各章的校译者如下：袁辉（中文版序、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八章）、张雪琴（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怡乐（第五章和第九章）、骆桢（第六章和第七章）。孟捷监译了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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