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下对中国经济进一步的转型增长的遏制，主要是用关税打压低端制造成本竞争力和利润空间，强迫其向东南亚等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转移；同时对中国已占据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如华为，限制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取高端市场的可能，并且限制其可持续研发和创新的硬通货利润和资金来源。

在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发达国家硬通货市场的时候，增长空间有限，如果要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新能力及其成果的资金需求，就必然要求尽一切可能创新营造多种源泉渠道，将中国实体经济更直接地对接到可以享用西方发达国家增加的流动性的渠道上。

在中国经济整体负债已高达GDP约150%到200%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相对于如美国的最大债务优势，是外汇储备依然足以覆盖已有硬通货外债；所以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挑战，主要在依托人民币国际化，即内债国际化。

不管各种人民币债券在出售给发达国家投资机构和个人的时候是否需要抵押，只要是能获取现有硬通货外汇，能用人民币偿还未来支付，这类债务的本质就是内债国际化，多多益善，而且是对中国高达3万亿外汇储备最有效的保值和对冲。

三、人民币债券国际化的战略需要和可行性

从地缘政治角度判断，人民币内债国际化可以营造很大的战略优势，西方国家尤其华尔街和金融资本，必然救助如同希腊等对西方金融体系拥有系统生存影响力的国家；对比中国宏观经济的现有出口导向定位，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尤其是过剩产能，是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的一种选择。所以将人民币内债英镑化，欧元化甚至美元化，是对中国现行出口驱动发展模式的升级，更是中国内需驱动增长的外汇资金来源保障要求。

中国2019年进博会，被德国媒体和政治决策者普遍视为是宣传需要，原因是中国过去数年出于保外汇储备需要，进口降幅始终被管控在出口降幅之内，中国并没有真正增加进口的外汇资金来源。如果没有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临中国2019年进博会，德国原本只计划派一个经济部的国务秘书参加，而不是教研部长来上海。

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内需需要的外汇，以及一带一路的投资增量需求，很难进一步通过出口型实体经济来获取，本质需要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来保障，人民币债券走出国门无疑会是最好的开源。当然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一战略举措有可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吗？

其实早在2017年3月7号，花旗银行就已宣布将中国国债收入其3个固定收益指数。

2018年3月23号布隆伯格作为北美三大国债指数拥有者（加花旗银行和JP摩根）宣布，将人民币国债纳入布隆伯格-巴克莱指数，即将人民币国债比例从0增加到5%。

但是一年运作下来，相关国债基金的人民币国债投资比例，仅为1-2%，远未到5%的比例，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至少有5亿美金投资缺口。

据我判断，原因有二，首先是人民币债券的产品和资讯供给不足，其次是对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评估和顾虑；当然如果人民币国债国际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中国政治和金融决策者没有如同出口创汇般共识，就不可能得到全力以赴的推进，且得到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必要协同。

2019年9月4号JP摩根宣布，将逐步把中国国债逐步纳入其发展中国家指数（GBI-EM），最高可达10%；高盛随即估算，这将意味着30亿美金将流入中国国债市场。

9月份，摩根大通称中国债券将被纳入基准指数

用各类人民币债券换取英镑欧元甚至美元，本质如同发达国家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与人民银行置换人民币一样，无非是人民币是按汇率置换而债券是依据汇率上浮1.03到1.04（考虑现行国债利率）。国际金融市场之所以看好人民币债券，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债券利率普遍在2%以内（如美国10年期国债）甚至负利率（如德国国债），人民币国债依然提供3-4%的收益；其次人民币国债市场已经是数万亿的规模，这对无论是华尔街还是伦敦金融资本，都是全球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增量市场，和需要开垦的处女地。

这次在国内和有关领导，中国最顶级智囊及金融界领导谈及大湾区机遇和营造时，对比美国硅谷，我判断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如果能有渠道无缝隙对接国外债券融资市场，避免如阿里等股权融资的单一渠道高额代价（即股东软银赚钱无数），那么中国金融市场就会实现真正服务实体经济转型需求。

毕竟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债券的市场运营，已经国际化且非常透完，完全可以借鉴，而且中国金融业已到了完全能学习借鉴的发展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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