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源于中原地区并在后世以汉人为人口主体的中原皇朝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几千年持续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儒学就完全没有吸收周边群体的文化元素而有所变化吗？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在春秋时期“华夏”与“蛮夷”的文化与政治互动中产生的，这种文化互动自孔孟之后应当仍在延续，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就明显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换言之，后世的儒学已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汉人之学”，而应当看作以中原地区文化传统为核心并吸收周边其他文化因素的“中华之学”。所以，如果把边疆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对儒学思想的吸收和尊崇（“儒家化”）等同于“汉化”，这样的观点就把中国历史上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

首先，我们不能把“儒学”简单地等同于“汉人文化”；其次，周边政权（包括“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吸收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华文化传统的过程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动态的吸收过程，周边政权在不同时期对于中原文化有着不同的接纳态度和不同的吸收程度；另一方面周边政权必然努力保持自身原有文化传统和群体认同意识。这是两种努力同时并行并相互影响的文化互动策略和文化交融模式。

▍中华文明的群体认同核心是“天道”而不是西方文明的“民族主义”

与欧洲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中华文明强调的是“天道”中的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主张“和而不同”，领悟并遵从“天道”的群体即是享有文化素质的人，其他人群尚有待“教化”。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

“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王韬在《华夷辨》中指出：“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因此，在中华文明的这种具有高度包容性、动态化和辩证思维的认同体系中，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僵化“民族”（nation）概念。

金耀基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白鲁恂（Lucian Pye）则径直把中国称为“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

即使晚清政府在某些形式上、特别是在与西方列强交往中表现得像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与各国互派公使并建使馆，设定国旗国歌，翻译《万国公法》，签订国际条约、设立海关等，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中始终是一套传统的中华文明体系在发挥作用。民国时期学者在讨论“民族主义”概念时，曾努力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加以发掘，如熊十力先生认为：“民族思想之启发，自孔子作春秋，倡言民族主义，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但其诸夏夷狄之分，确非种界之狭陋观念，而实以文野与礼义之有无为判断标准。”刘小枫进而认为“儒教不是种族区分的民族主义，而是文化区分的民族主义”。孔子的群体分野确实没有西方文明中的种族主义观念，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夷夏之辨”与源自西方现代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应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很难进行这样的概念比较。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认为中国传统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式，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杜赞奇认为这种文化主义“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

中国传统认同体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对“天道”和儒家道德伦理的崇敬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所以费正清特别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群体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在面对内部多样性和与外部文明相接触时，“‘不拒他者’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而民族主义之类才是西方的思维”。民族主义是具有某种具有“零和结构”和强烈排他性的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话语中“nation”的“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体系。

▍结语

中华文化延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十分罕见，这与作为中华文化主脉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密切相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传统，在发展中演化出独特的语言文字体系，孕育出有特色的农耕文明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发展出非无神论的世俗性文明和与之相关的非体质血缘的群体认同体系。这一特质使得中华文明体系既可包容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在对外交流中也以“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的精神呈现出对于外部文化的罕见包容性。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群体认同体系逐渐发展出一种动态与辩证的立场与视角。概而言之，中华文明的这些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地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我们今天在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和政治格局时需要关注与继承的宝贵历史遗产。

近代以来，欧美帝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践行的是“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地缘政治中的“霸权”理念和“修昔底斯法则”至今仍然主导着某些国家的外交思路。在今天的国际交往中，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政体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求同存异”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中国外交活动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于欧美国家外交的文化风格，赢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真诚友谊，也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大格局注入新的元素。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