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论及中国的“宗教”：“或疑中国民族乃一无宗教无信仰之民族，是殊不然。中国自有其宗教，自有其信仰，特其宗教信仰之发展，亦别自有其蹊径。……中国古代宗教，有两大特点：一则政治与宗教平行合流，宗教着眼于大群全体，而不落于小我私祈求、私吁请之范围，因此而遂得抟成大社会，建立大统一之国家。……中国宗教因早与政治合流，故其神与神之间，乃亦秩然有序，肃然有制。既不如耶教、回教之单一而具不容忍性，亦不如印度希腊神话之离奇而有散漫性”。

这表明钱穆认为中华文化共同体还是有自己的信仰，但中华传统的信仰与其他宗教相比具有不同特点，因此他将之归为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另类“宗教”。葛剑雄认为“儒教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儒教”。刘小枫则指出：“儒家在品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与儒教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儒生自己心里清楚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其他两种类型的灵魂的关系”。

在韦伯的宗教研究著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有一篇的英文译名为Confucianism and Taoism，该篇的中文篇名被译为《儒教与道教》。中文“儒教”这一概念的流行，可能与该文题目的译法有关。由于中文的“儒学”也被译为Confucianism，英文中的Confucianism似乎也可以译为“儒学”。在这篇文章中，韦伯认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一种俗人道德。与佛教形式更加显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这段话里的“儒教”（Confucianism），完全可以换做“儒学”，而且韦伯指出的恰恰是儒学的世俗性。

今天国内学者们使用的许多概念均是近代从西方社会传入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讲的“教”“族”“国”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源自西方“普世概念”的“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国”（state）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体系，但正如苏秉琦和钱穆两位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自有其特质，就像中国的文字不同于其他文明所创造的文字一样。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信仰种类很多，古代的自然崇拜，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神论、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可以视为信仰，但未必都可以被归类为“宗教”。

中华文化体系里的儒学是不是一定要纳入西方文明中的“宗教”（religion）范畴？是否需要在儒学之外再析出一个“儒教”？学者们对于这些议题所表达的不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对“宗教”概念的认识与定义。由于对“宗教”的概念定义与评判标准不同，各自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原皇朝历史上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中原地区也从未出现“政教合一”政权。赵鼎新认为西汉之后中国成为“儒法国家”，创造出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这与欧洲历史形成强烈反差。相比之下，宗教战争几乎贯穿基督教诞生后两千多年的欧洲和中东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别之一。

虽然欧洲国家在宗教改革后推行“政教分离”，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国家的文化基调和道德基石仍是基督教。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没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是世俗性，这一点恐难否认。“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可见中国文化历史有多么独特。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

▍中华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而不是宗教情怀或个人主义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的是包括天下万物运行规则在内的“天道”，也被有些学者概括地表述为“天、地、君、亲、师”，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几千年来，历代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尘世间人尽其才、遵守公德、各得其所、和谐有序的社会图景。

中国人坚信“天下大同”的人类理想与“天道秩序”的终极力量，认为人应“畏天命”，而在“有教无类”宗旨指导下的“教化”过程则是“天下”人类各群体感悟并接受“天道”的过程，而且坚信所有的人群迟早都应能接受这一“天道”。“中国文化大统，乃常以教育第一，政治次之，宗教又次之，其事实大定于儒家之教义也”。这就是钱穆先生心目中“宗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体现出中华文明对“宗教”的理解。

中华文明可以包容外来的宗教，但其自身的土壤却无法产生西方一神教性质的宗教。“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绝对不可化解的敌人。……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从个人主义、异教徒到丛林假定以及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等等陷世界于冲突和混论的观念都与承认超越者概念有关”。

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不提倡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公德和万物众生都应遵循的“天道”，这是另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对于制度的合法性的证明来说，‘民心’比‘民主’更为正确。……因为大众的选择缺乏稳定性，随着宣传、时尚和错误信息而变化无常，只是反映暂时偶然的心态，而不是由理性分析所控制的恒心……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中国人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决不是西方式“民主选举”中的多数，而是顺应天理、符合“为公而思”的公心，这种“公心”所考虑的是天下之人，不是某个宗教派别的信众，不是某个政权下辖的国民，也不是某个小群体或个人。

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强调社会公德和集体伦理，不强调个人权利，但并非没有平等观念。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既体现在与异文化异群体的交流中，体现在尊重境内不同族群传统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在财产继承制度中。中原地区的财产继承是男性子嗣均分制，而不是欧洲或日本社会的长子继承制。中国人没有欧洲社会的家族“世袭”概念，不仅皇朝世系可以“改朝换代”，民众和士人可以接受那些尊崇并继承中华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亡国而不亡天下）；贵胄世家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原皇朝历代选拔贤能的主要渠道是面向全体臣民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