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大思政。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疫情后的中国与世界格局。世界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向东方倾斜，向中国倾斜，向社会主义倾斜，这是我一个大的判断。

但今天我们特别想听一听一位很资深的国际关系学者——也是我的好朋友，新加坡原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大使，后来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关于整个问题的看法。

下面有请马凯硕教授给我们演讲。

演讲部分

马凯硕：

谢谢张教授的热情介绍，很荣幸能再次和您相见。诚然，从我们上次相见到现在，特别是在这两年，全世界都要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重大挑战。

新冠疫情带来了哪些变化呢？在我看来，至少带来了三大变化。一是加快了亚洲世纪的到来，二是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三是再次证明了全球多边机构的重要性，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我会就这三点展开。

（一）疫情使世界进入亚洲世纪

首先，新冠疫情为什么说明了亚洲的崛起呢？这是因为数据表明，很显然东亚社会控制新冠疫情的效果要好得多。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为什么东亚可以控制得更好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1.东亚国家追求良政

第一，东亚国家追求良政，他们不会像前美国总统里根在八十年代说的那样，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我人在美国。遗憾的是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在减少政府机构的资金，说它们不合法，打压它们。于是大家就看到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机构，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新冠疫情上应对不力。但这就是你打击政府组织会产生的后果。

东亚地区传统上，对政府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认为这是亚洲社会表现得更好的原因之一。

2.东亚国家强调权利与义务并存

第二个原因是在东亚社会的文化中，人们一直相信我们不仅有人权，同时我们也有作为人的责任。

西方一直不太愿意谈责任，他们只讲人权，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1998年，在我还是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我参加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座谈会。当时有一位西方的政治家，他是前德国总理施密特，他提议说，我们还应该有一个“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与《世界人权宣言》相互补充。后来怎么样？所有西方政府都拒绝讨论关于责任的话题。

这是多么的可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应该扪心自问，西方现在是不是应该向亚洲学习？除了强调权利，还要强调责任。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资料图/维基百科）

3.东亚国家善于借鉴和学习

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说的第三个原因。在抗击新冠过程中，真正让人震惊的事情是，本来当东亚国家过去遇到问题时，他们会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学习经验，会派代表团去欧洲、去美国问为什么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但有趣的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尤其是东亚社会已经展现出控制疫情的能力时，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派代表团到东亚来向我们学习。

这就很让人悲伤了，但也说明了就“学习的文化”而言，当今的东亚社会更有优势。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新冠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亚洲世纪的到来。

（二）疫情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虽然疫情在中国暴发过，但中国应对得非常出色，中国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美国的死亡人数——美国的死亡人数已超过50万。西方经常说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没有合作精神，可是这种说法是错的。

我想引用英国《柳叶刀》的编辑理查德·霍顿的话，他说他之所以批评英国政府、批评美国政府以及许多欧洲国家，是因为《柳叶刀》在2020年一月底的一些论文里提及了一种新病毒，并表明这种病毒是致命的，和“非典”一样会夺走人们的生命，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感染者要进重症监护、需要呼吸机；《柳叶刀》的论文表明这病毒无药可治，而且存在人传人的情；论文还提及个人防护的重要性，并说明为什么对人群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是控制疫情的重中之重。事实上论文早就警告过这种病毒的强流行性。

理查德·霍顿说：我们在一月的最后一周就知道了这些，但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还是浪费了整个二月和三月初才采取行动，这就是新冠疫情的“人祸”。他说：得益于中国医生和科学家在国际合作中的努力，所有这些信息在一月份就被公开，但由于一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西方世界并未引起注意。

因此说中国没有与西方合作是不公平的。

中国还在其他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首先中国与世界各地分享了自己的疫苗。我知道中国的新冠疫苗广受好评，因为我正好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位部长交流过，他告诉我他们非常高兴，中国向印尼出口了疫苗。

但这还不是中国在这个困难时期做出的唯一贡献，中国还是唯一的在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本国人民是有好处的，但它对整个世界一样有好处，这当中当然包括中国的邻国。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和在经济上的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即使这样，对中国的批评还是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些来自于西方世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