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经济结构和禀赋结构发展工业 不会取得成功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可以分析，但这里将集中讨论两个方面，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奇迹》有关。第一个关键后果是，任何发展中经济体，除了最小的“单一产业”经济体，若脱离其整体经济背景，专注发展某个产业都不会取得成功。

这就涉及到一些国家或地区试图实施的一项战略，正如《中国的奇迹》指出：“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但是，脱离整体经济结构，对一小部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升级也是不会成功的。正如《中国的奇迹》所言：“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除了《中国的奇迹》中分析的例子，特别是亚洲或“进口替代”战略的早期例子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益于1973年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丰富的国家。它们可以利用自然条件基本上抹平单独开发项目的所有财务限制。进一步来说，也可以专注发展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产业。例如，依赖本国石油原料建成高水平石化工厂，可以请国外资本来建设，但是，如果没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行业和必要条件，如电力供应、运输、物流、熟练劳动力等配套，这些单独的经济项目就无法达到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就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而言，由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脱离整体经济结构而执意发展某些产业，不可能取得成功。就要素禀赋而言，脱离整体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工业也不会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必须与某些产业有关，而且与其整体要素禀赋的改变有关，正如《中国的奇迹》和新结构经济学所分析的那样。

这就涉及到要素禀赋的具体问题。正如《中国的奇迹》所言，实际受到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

“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分析再次证明，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时, 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因此与目前的水平相比，投资占经济比重仍然很低。但斯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分工细化必然意味着，相对直接投入，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投入有所增加。因此，这包括固定投资（在当前生产周期中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产品）占GDP比重必然会有所上升。李嘉图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马克思印证了这一趋势，并将此作为其分析的基石。凯恩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新结构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出发，试图重构新古典经济学

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分析。据估计，工业革命爆发时，固定投资占英国GDP比重为5%至7%。相比之下，内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国这一数据接近20%。而二战后经济快速扩张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一数据则分别为30%和35%。

因此，现在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以上，只是延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基本经济规律而已。

顺便补充一下，提升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正如《中国的奇迹》所指出的那样， 最初利用稀缺资源的有效途径，可能是通过经济特区来提升一国特定区域的要素禀赋。

因此，《中国的奇迹》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展开分析并得出的结论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但其关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的结论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

中国和苏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最后，我想从一般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角度来谈谈《中国的奇迹》的重要性。为什么中国经济早期阶段会出现《中国的奇迹》所分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何种影响？

众所周知，新中国早期发展战略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1929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直接违背——苏联在当时GDP水平低下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奇迹》第二章“赶超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章节，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对1929年后苏联经济的描述。

特别是在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虽然这些计划的控制措施从未达到苏联的水平。但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制度是依托地缘政治而非靠经济本身发展起来的。

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苏联得出结论，苏联本土受到军事攻击不可避免，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 意味着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压倒性问题是军事威胁——1941年，纳粹德国果然向苏联发动袭击。因此，这一时期苏联的当务之急是军事防御，而这需要优先发展与军事生产最直接相关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很有必要。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经济，成功地完成了击败纳粹入侵的任务。

苏联的错误在于军事胜利后仍然沿用这种战时经济机构，特别是其核武器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苏联遭受军事攻击的机会。这导致美苏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不符合苏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使苏联经济陷入劣势——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增速慢于美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需要的是转向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进而制定一系列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战略，类似的战略带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经济快速发展。

正如开头所说，因为这本书的分析既具有经济理论的突破创新，又与古典经济学具有连续性，也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很荣幸在庆祝《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

谢谢大家！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