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9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座谈会，暨建构中国资助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时值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其核心观点之一，即西方制度如何带来了经济繁荣。与会的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就《中国的奇迹》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发展奇迹的成就展开热烈讨论，同时也频频发问，中国奇迹何以可持续？

观察者网特推出“中国的奇迹”专题，与读者分享会上的精彩观点，本文为作者在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稿，观察者网授权发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很荣幸在庆祝《中国的奇迹》出版3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言。我这么说并非出于礼貌，因为这本书以及以此为基石发展而成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此我不仅会谈谈这本书对中国的意义，还将谈谈它的国际意义。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研究中国经济，但是《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理论和发展都非常重要。

作者在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

引人注目的是，从国际角度看，这本书具有伟大原创性，同时又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会特别予以关注。

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创新性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的奇迹》从“比较优势”角度展开了创新性分析。“比较优势”教科书式的例子通常与自然因素有关，如原材料储量、气候条件——气候较冷的国家专门种植小麦、气候较暖的国家种植酿酒葡萄——等等。

《中国的奇迹》的伟大独创性在于，它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原料资源）这一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展开了分析。这解释了该书既具有原创性，又与最古典的经济思想具有连续性的原因。我想就此展开探讨。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备受尊崇。但看过的人并不多——问问学生或经济学系的职员，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完整看过它！它住往被简化为，“看不见的手”。

这是大错特错。斯密这部著作的条理性极强。整部作品围绕开篇第一句展开：“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沿用了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法, 但在其后期的作品里则用的是“劳动社会化”说法——但两种说法的含义并无不同。

斯密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不是因为他最早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对劳动分工的意义进行系统性分析的人。值得注意的是，250年后，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印证了斯密的分析，证明《国富论》是天才之作。

下面我将重点介绍与《中国的奇迹》直接相关的两个方面，但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斯密分析中其他一些需要为人所知的方面。

首先，国际劳动分工（现在被称为“全球化”）非常重要。1970年，贸易占世界GDP比重为26%，现在为63%——现在国际贸易已经占全球GDP的大部分。基于此，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正如《中国的奇迹》反复强调的那样，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表明了，在国际视野之下了解和利用比较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是国内劳动分工程度正不断提高。一个行业的产品是另一个行业的投入，也是各国生产增长最快部分的中间产品统计结果印证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就中国的情况指出：“各地区要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

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奇迹》所强调的一国的要素禀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变的这一关键问题——例如，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而且是细化国内劳动分工的必要条件。

第三，是系统地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研发非常重要，是创新的关键。新结构经济学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懂得利用“后发优势”，尽管美国现在对中国实施制裁试图限制这一点。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4%，远远高于土耳其的1.4%、巴西的1.2%、俄罗斯的1.0%和印度的0.6%。但中国的研发水平尚未达到七国集团四大经济体的水平。

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排名。图表数据截至到２０２１年世界银行

无论是美国的政策还是中国的发展，都使其更接近技术前沿，意味着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期任务。

第四，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和教育——通过专业教育提升劳动力质量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一过程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25-64岁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5%，而美国为50%，韩国为70%。

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更深入地理解并发展斯密对劳动分工分析的意义，马克思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也证明了从小部落到当代全球经济的出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都伴随着劳动分工在这一历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