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人士当然知道，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或更早时期的苏联开战，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尝试遭到失败，那么随后可能会遭到对手毁灭性的核反击。美国一些圈子主张美国为台湾问题与中国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但这种算计恐将落空。如果中美之间真发生战争，那么可能会升级为全面冲突。要知道战争的结果可能会受到难以事先预测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军事士气、其他国家的行动等。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当然更愿意尝试以非军事手段击败中国这样的大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是用这种手段对付苏联，然后大获成功。诚然，当时里根确实在加强军备建设，但其目的并不是真与苏联开战——当时的苏联的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尤其是核武器这一决定性领域。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受错误政策的拖累，苏联经济增速一直慢于美国。因此，作为美国的敌人，苏联在军事上很强，但在经济上很弱。同时，与经济实力相比，美国的军事实力相较苏联并不拥有决定性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竞争转移到经济领域，而不是直接参与军事冲突，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因此，美国加强军备建设并不是为对苏联开战，而是希望通过昂贵的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面对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政策，美国的这一政策大获成功。苏联经济无法承受这样的竞争压力，通胀飙升、消费短缺、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和许多其他问题接踵而至。随后，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令人绝望的政策，导致苏联于1991年解体——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令俄罗斯至今都没能恢复元气。当前的乌克兰战争，是这场灾难的延续。

美国强加给苏联的这场灾难，是通过施加外部经济压力和利用内部混乱的组合拳，而非军事行动，干脆利落地击垮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被热捧为巨人，在俄罗斯则被视为灾难和民族叛徒，这一点从他去世时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美国肯定会发现，相比军事手段，用对付苏联的同样手段来打败中国，并让中国落入苏联同样的境地，会更加安全。

但是，中美现在的关系与冷战后期的苏美关系大相径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自毁长城，而是推行旨在提升中国实力的政策——美国意识到，它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而且，与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增速慢于美国的苏联相比，中国不仅长期经济增速高于美国，而且在应对新冠疫情等近期事件方面的短期经济表现也好于美国。在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过去三年里，也就是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时期内，中国GDP增长11.8%，美国GDP则仅增长了3.8%——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三倍多。

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地位远远高于其军事地位——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将冲突转移到经济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但就中国而言，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在军事上强大，但在经济上较弱。这就产生了美国寻求将斗争转移到军事领域的风险，这就是它不断升级军事政策的原因。

如前所述，美国此前只对军事实力远弱于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南联盟、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以及规模较小的其他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但是，如今美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军事对抗。尽管美国事先知道，它将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将影响到俄罗斯的最重要利益（俄罗斯拥有极其强大军事实力且核武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这一举动明显越过了俄罗斯的红线）——美国完全了解这一点，但仍准备为此承担风险。

因此，正如笔者就此指出：“归结到最基本的事实，推动美国军事侵略政策持续20多年且不断升级的关键因素显而易见：美国已经永久失去压倒性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力量和军费支出方面仍然保持着优势。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美国可能会试图利用军事实力来弥补经济短板。这是美国将军事威胁从针对发展中国家升级到针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原因。”

这对中国构成直接的风险：“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美国，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有望追平美国。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中国决定实施这样的政策，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建立一个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库。鉴于空军、海军等掌握先进技术的部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建立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常规军备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军事实力将远强于中国。因此，这将诱使美国试图用军事手段来弥补其不断减弱的经济实力。”

美国政客的“长痛”与“短痛”

上文已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其背后助推的经济力量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有必要论证美国是否在政治上也正在走上同样的路线。这正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黛博拉·韦内齐亚尔所撰写的章节《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的主题，该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各政治派别的发展趋势。其结论显而易见：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韦内齐亚尔追溯了美国的“自由鹰派”和“新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的趋势上的历史性差异。尽管这两派在历史上都主张外国军事干预，但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

在2008年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逐渐弥合，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共识。这促成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一致推崇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问世。韦内齐亚尔指出：“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

在本书的序言中，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维贾伊·普拉萨德总结了过去数十年来美国越来越愿意考虑使用军事手段的原因。他指出：“在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在与我谈话时告诉我，华盛顿所推崇的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简单的口号：以短期痛苦换来长期利益。一般认为，美国精英愿意容忍为了其他国家的短期痛苦——即使在这其中美国的劳动人民可能因战争的破坏和巨大伤亡而面临经济困境。但是，如果一切顺利，战争将会给美国带来期望的长期收益，以维持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的优势，这是美国放在首位的。‘如果一切顺利’这句话令我不寒而栗，让我同样感到恐惧的是他对谁将面对痛苦、谁将享受收获时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有人讽刺地说，伊拉克人与工人阶级出身的美国士兵将受到负面影响，以便大型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享受征服伊拉克的红利。这种态度——短期的痛苦，长期的收获——是美国精英们的典型错觉。”

因此，在这一章中，作者用详实而清楚地论证了，虽然美国无法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击败中国，但美国在军事上仍然极其强大。因此，美国为缓解压力试图将问题转移到军事领域并非临时性的，而是当前形势下核心诉求。书中关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综合性分析，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