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指出，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加快了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尝试。2006年，凯尔·利伯（Keir A. Lieber）和达里尔·普莱斯（Daryl G. Press）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旗舰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美国核优势地位的崛起》。在他们的文章中，利伯和普莱斯认为美国“即将获得核优势地位”，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这是美国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目标。正如他们所说，“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刻意追求核优势地位。”

福斯特证明，在与苏联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强化了自己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核武器巡航导弹、能够在海岸附近发射导弹的核潜艇以及携带核武器巡航导弹和核重力炸弹的轰炸机等武器，可以更有效地穿透俄罗斯或中国的防御系统。改进后的美国监视技术大大增强了其探测移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的能力。在最近加入北约的国家以及靠近或处于俄罗斯边境的国家部署战略武器，可能有助于提高核武器打击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目标的速度。核导弹防御设施主要用于应对对美国先发打击的报复，它可以击落在对方幸存下来的有限数量的导弹。（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在面对对方的先发攻击时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会被大量的导弹和诱饵所淹没。）显然，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利伯和普莱斯得出结论，美国的目的是最大化地提高自身能力，以防止中国对美国的先发制人核打击作出有效回应。

福斯特指出，美国近来签署的削减核武器总数条约，并没有违背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意图：“美国和俄罗斯在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虽然限制了核武器，但并未阻止摧毁对方武器的核反制武器现代化的竞赛。事实上，数量上的限制使美国占上风的核反制战略更加可行，因为它是核报复性武库生存能力的三个主要基础之一。

当华盛顿以核优势地位为目标，美国开始单方面退出冷战中建立的一些主要核条约。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退出了《反导条约》。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华盛顿退出了《中导条约》，借口是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2020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随后俄罗斯在次年退出。毫无疑问，退出这些条约有利于华盛顿在寻求核优势时增加其核反击的选项。”

福斯特指出，幸运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技术发展迄今为止阻止了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尽管这并没有转移美国达成这一目标的注意力：“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武器技术和系统方面取得了飞跃。为了粉碎华盛顿提升先发打击能力的企图，莫斯科和北京都转向了非对称战略武器系统，旨在抵消美国在导弹防御和高精度制导方面的优势……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开发反卫星‘反太空’武器，旨在消除美国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尽管华盛顿一直在寻求所谓的核优势，但鉴于其他主要核大国的技术实力，它仍然无法掌握优势地位。”

美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意图极其危险，不仅是因为它公然为侵略张目，在实践上无法成功阻止对手报复，而且因为无法避免“核冬天”的风险——科学家发现，核战争将促使大量烟尘和烟雾进入大气层并阻挡太阳辐射，从而将地球温度降低到威胁粮食供应，进而将使得地球上的大多数人，甚至那些没有被核弹直接影响到的人，都因饥饿致死。美国核政策加上美国大型政治力量反对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是共同对人类文明构成生存威胁的两种方式之一。这就是“灭绝主义”风险——“灭绝主义”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于20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个词汇。

中国人已经普遍注意到，近几十年来，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性军事行动愈演愈烈——1999年轰炸南联盟，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轰炸利比亚，至今仍在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但是，福斯特所撰写的这部分章节，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政策，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分析，这些内容对于任何研究中美关系的人来说都是值得关注的。

经济低迷下的美国军事野心

福斯特的分析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进行系统性的核军事扩充，其最终目标是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这引出了我所负责的章节的主题——美国此举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美国为何要推动这种政策？

我从2009年开始在中国工作时就知道，部分中国媒体总是高估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比如，他们引用的并非反映美国经济过去和现在表现的实际数据，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长预测数据——如果将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美国系统性地夸大了其增长预期。同样，特朗普在任期间总是宣称“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但事实上他治下的GDP增长峰值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中最低的。也即是说，部分中国媒体热衷于传播关于美国经济的谎言——对于严肃的事情而言，传播谎言，而非事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事实上，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一直呈放缓趋势。如图1所示， 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2019年的2.0%、2022年的1.9%。简而言之，美国中长期年均增速仅为2%或更低。

图1

显然，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乐观预测源于众多不同角度的误导。但就当前而言，这种错误的预期会导致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军事野心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