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再生产与城乡不平衡的同构

观众：城市居民的下一代往往会选择出国，出国之后也有一个相似的现象，就是更愿意留在国外，不愿意留在国内，可能从农村到城市更加追求的是物质上的，而出国的年轻人这一辈追求的可能是精神上的诉求，但是在表象上看是有相似性的因素，您对这两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罗岗：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1980年代我们那一代人的出国，与现在你们这一代人出国，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首先是物质上的问题，那时候中国人的钱很少，不要说别的，我记得华师大有一个打国际长途电话的电话间，常常看见那些要出国的人打国际长途，一百块钱讲几分钟就完了，那时我们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块钱。所以80年代的人为了出国，确实是非常艰苦，出国对他来讲是所有的梦想所在。《北京人在纽约》这个电视剧在当时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纽约是天堂，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纽约是地狱，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他们来讲，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地狱也是天堂，在那儿，中国人出国过得的确是地狱般的生活，但他还有幻想，可以在国外改天换地，改变自己的生活，过上天堂般的日子。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人出去留学，主要是作为教育市场的消费者。譬如说英国对中国开放教育市场，是因为中国人有钱，他们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无论是去读高中还是读本科，都是自己花钱，五六十万人民币一年。这种情况与 80年代出国相比，太不一样了，今天出国的人，单纯是为了过好日子的恐怕不多，毕竟国内和国外的生活水准的差异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往往是觉得国外的教育是比现在国内教育好，要去那边受更好的教育，这还是属于向一个发达地区的正向流动。

郭春林：大体上我同意。这其实是与城乡关系同构，属于再生产的一个过程。在中国，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其实质也是城乡关系，大城市和中型城市也是，因此，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就是乡下。

所以这其实是同一个结构的延伸，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去西方读书，会选择欧美日这样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留学，本身也就在这个结构当中。这些也都成为城乡不平衡关系再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教育同样更深地参与了城乡不平衡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干脆地说，前者就属于后者。特别糟糕的是，一些新工人二代或农二代，他们读大学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我之前看过一个对北京地区新工人子弟教育状况所做的调查，调查说，他们升大学的比例6%都不到。而据我从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的判断更不容乐观，恐怕连4%都没有。这样一批人实际上生存在整个社会的底层，无论我们说阶层固化还是别的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完全被彻底压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末端，没有翻身之日，除非出现奇迹。这个情况，无论在更大的框架下，在城乡关系的结构中来看，还是在当代中国的阶级构成来说，都是很严峻的现实。

可以肯定的是，今天能去美国读书的至少是城市中产，或者是农村的中产或资产阶级，比如乡镇企业主、大土地承包商还有农村中动迁获利的。未来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今天去美国或者是欧洲学音乐、学建筑、学电影的，或其他人文艺术类的，一定都是在城市里面，肯定是中产靠上的，中上层的中产，下层中产多半不会想到这些，下层中产想的是去读工商，读商科、读法律，读这些能挣钱的，而那些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他们愿意或者是他们的孩子更愿意去读艺术、人文类，以后中国从事艺术，也许更应该说艺术产业，或者干脆地说就是文化工业的，恐怕绝大多数是这些人。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可怕。

罗岗：很典型的一个现象是，重庆大学那边招人，有很多的博士生来面试，现在的博士生大概是2000年左右进大学的，面试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问，你家庭出身如何，你爸爸妈妈干什么工作，等等。会发现他们中间读人文社科博士的，有许多贫寒子弟，甚至家庭出身就是农民的。但再过几年，我敢肯定，读人文社科，特别是文史哲的博士的，基本上不会有农村的孩子了。家庭出身是农村的孩子，当然可以考上大学，但他们会选择别的赚钱的专业。这里面也涉及到再现的问题，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就被排除出去了，他们的经验，基本上也难以呈现出来。

郭春林：简单地说，就是高等教育再生产会涉及到知识再生产，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等等的再生产，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与资本主义城乡不平衡关系同构的状况，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结果。

罗岗：以前很多做艺术的人，不一定是科班的出身，但现在基本上都是科班的，很少有人是自学成才的，或者从各种野路子修成正果。譬如拍电影，以前很多电影厂里学徒工，最后有可能成了有名的灯光师、有名的剪辑师甚至有名的导演，他也许没有真正经过什么科班训练，但就是在游泳中学游泳，在实践中学习成长，成了上海话说的“老法师”。但这样的情况，现在大概不可能了吧

毛晨雨：以县城为单位，我们看到现在的教育出现了一个，在初中阶段就被分化了，特别是大学的就业状况出现以后，以及高额学费以后，在地方性出现了很多应用学的东西，我们叫职业高中。职业高中里面大部分的农村子弟。但是城镇，现在也是农民识别的方式，他们也是想着尽快把孩子们，两年左右就送到广东去，而且达成供应关系。

罗岗：我有一个朋友是开修车厂的，修车厂里面有很多学徒，都是先读职业学校，职业学校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等毕业以后，比如是学汽修的，就要投奔一个师傅。现在修汽车生意比较好，跟师傅几年以后，学到了本事，以后就可以回去开一个修车铺。其他譬如做厨师，搞室内装潢等等，基本上都是走这条路。这批人也受过一定的教育，但他们在初中就进职高，通过职业学校就分流出去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透过这一现象看得比较清楚。

毛晨雨：我说一下我个人感受到的一个变化，现在的中产或者是您刚才讲的“预备中产”的状况，大概是两亿人左右，他们的所欠国家的债务比例非常高，近似于国有企业。他们是很希望国家稳定地给予他们一个安全岗位，他们是有身份焦虑，因为银行绑定他们的身份了，那已经没法确认他们游离到哪个阶层了，他就是一个“债权人”。农民工的身份更加游离，我们追求这五亿或者说九亿农民的自主可能性，至少是形式自主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还有哪种可能性召唤他们自主更替？或者是制度层面的力量。其实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罗岗：你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不一定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最近世界上发生过的三场比较著名“运动”，一个是“阿拉伯之春”，另外两个与我们关系密切，一个是香港的“雨伞运动”，另一个则是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透视这三场“运动”，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状况：首先，确实是相当广大的动员，但动员的不是如你所说的，通过房贷或者是其他的贷款系统被绑定的中产阶级，他们并不是运动的主体，他们被绑定后，不可能要求“革命”，只会希望是稳定地维持现状。其次，成为运动主体的往往是青年，但青年又不是所谓的底层青年，而是类似于我们讨论时不断提到的“预备中产”，更准确的说，是“预备中产”而不得的青年。譬如香港、台湾的“预备中产”， 以及埃及广场上的那些青年，他们本来大学毕业以后可以找到稳定的工作，也可以买个房子，然后还贷，也即能有效地被吸纳为中产阶级，成为被贷款绑定的阶层。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世界各地经济衰退，“预备中产”不仅无法被吸纳为“中产阶级”，而且有可能堕落为“新穷人”。这些青年不被“中产”吸纳，他们就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中游离出来的，成为最不稳定的因素，相应的，国家和政府原有的社会控制的架构，也无法有效掌控这个游离的阶层。

就拿香港为例，为什么“雨伞运动”这么激烈？与1997年香港回归后高等教育大跃进，办了七所大学有莫大关系，七所大学招了那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学毕业，甚至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去哪里工作？本来他们大学出来后可以进公司拿几万块钱的收入，然后再慢慢升下去，但现在经济不景气，看不到上升通道，于是对社会愈加失望，并且将这个失望感进一步政治化，矛头指向回归、指向香港政治、指向中国大陆……以至于越来越激进，甚至到“港独”地步。香港当年为什么提倡“狮子山精神”，就是通过自己的打拼也可以赚到一份家业，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房价跌到一半也没人闹事，韩国那时候还卖金银首饰来救国……因为社会结构没有撕裂。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运动的主体是本来应该被社会吸纳进去的“预备中产”，如今却被社会排斥，他们与一般的被排斥者不一样，不是沉默无声的一群，而是掌握了话语权、具备了行动能力、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成为抗议青年的主体，当然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状况当然不太一样，不过问题同样存在，如今的社会结构是否能吸纳越来越庞大的“预备中产”？如何才能更好地面对看似沉默无声的工农大众？这些都事关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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