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盘棋太大，一刀切行不通

郭春林：其实我很想加另外两个关键词，就是“参与与实践”。今天我们肯定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世界，指点江山，那样的办法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从现代性的角度说，现代教育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说，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教育体制现代化的开始。在很短的时间里，十几年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模式改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专业化的技术和管理的人才队伍。这样一个启蒙主义现代化的逻辑，今天来看，其恶果已经非常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这个恶果其实包括很多，就教育而言，在当代中国，贫寒子弟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少，但也还是有，特别是农村。但比较糟糕的状况是，因为读了几年大学，其实也跟今天外出打工的一些新工人一样，他们就不想回农村了，就觉得我已经是城里人了，跟这片土地没有关系了。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人和土地的关系，不再可能回到之前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他其实还有一个中国式的人文主义，既使是那些读书做官的人，他们没有彻底改变或者彻底抛弃跟土地的联系，那个联系还是有的，我们倒也不必将它完全理想化、浪漫化地看成为耕读传家的模式，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彻底改变人跟土地的关系。但是今天，以进城打工的方式，以读书进城的方式，这个关系被彻底改变了。可以说，这是个异化，而且很难克服。但这么说，并不是要进城的都回到农村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农村和农业，而且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农村和农业。

毛晨雨：像我父母把我送到城里，就为了成为城市的一个工人，为城市做贡献。恰恰一些从农村出来的“三农”知识分子，仅仅讲效率，从效益看待平等，这是个悖论。

我关心农村，我认为要研究农民的信念需求，不是信仰，是信念。他们为什么要活在那里？比如有台湾学者研究土地和城隍的关系，镇上有城隍，土地神，他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有一个城和乡和所谓的城和田的关系。

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性的方案，也许被我们屏蔽掉了。比如说关于地方性信仰的策略性操作和文化的危机，艺术实践恰恰在这个层面还有点作为。不能说作为一个生产者，而是作为一个记录者，还能留下来一些文献性的东西。

但那种政治性的价值，我觉得今天的现实状况更加糟糕。现实中的合作社，以前温铁军他们谈了若干年合作社，今年应该还会提合作社，一种政策需要，合作社是一种政治经济捆绑方案，中间合作社的负责人依然是村干部组成的或者是村中的强人，这种强人就是利益的合成体。就是我们说的权力的一些代表，县里的一些土地，局长的侄子什么的在哪个村里，他能够搞到几千亩退耕还林的钱等等，这些东西有些已经被“特权化”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状况是，没办法找到一个真正治理的方案。可能这时候我们更多的诉求顶层方案，但目前看来是虚妄的。

郭春林：从整体上来讲，我也基本上赞同。乡建这一块，比如说山西蒲韩模式，我觉得他比较厉害的是还是能够处理和城市的关系，但需要有一个明白人才行，我还看到四川那边也有一个以这种方式在做，做的比较成功。其实今天确实农村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山西蒲韩乡村社区理事长郑冰

我特别希望能够重新回到历史当中去找一些资料，我觉得合作社的强行解体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把这样一个基层政权形式以一种特别简单粗暴的方式，让他灭亡。比如说现在仍然在讲加快上海农村改革的步伐，其中有一条就是村经分离，这个分离其实延续的仍然是原来政经分离那套方式。政经分离，用波兰尼的话来讲，就是把经济硬从原来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关系当中拎出来。最糟糕的是，经济还是资本主导的经济不是集体经济。

罗岗：中国这一盘棋太大了，无论学日本还是学台湾，都没法完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日本和台湾的永续农业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都很好，实际上没有办法在中国复制与推广。因为台湾多大，你到台湾就知道，整个被现代交通覆盖了，日本现代化程度也非常高了，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台湾的农业位置与我们农业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最多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进行借鉴，不可能整体移植过来。

当然，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也正在改变农村和农业的位置。譬如高铁八纵八横，使得二、三线城市纳入到一个新的整体性的经济框架，农村的区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中国之大，往往在于农村问题依然是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譬如江南地区的农村一直有兼业的传统，土地少、人口多，光靠种粮没办法养活，这种情况一定要通过兼业才能改善生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关注兼业，这意味着小农经济并不等同于一亩三分地。小农经济在黄土高原上可能就是是一亩三分地，依靠大牲口、农具以及简单的农机作业。但在江南地区，因为兼业发达，必然与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例如江南蚕丝业的发展，自然是与作为“兼业”的农副作物的种植链接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加入到了一个庞大的、发达的、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商业网络，作为这个商业网络的重点与节点，就是江南的市镇。正是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把中国式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结合起来。中原地区的烟草业同样也是如此，以前徐冰在外滩画廊做过烟草计划，他探究了中国烟草的起源，却没有更多地涉及到烟草的商业网络。陈翰笙当年为了研究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以及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的关系，就选择了烟草作为个案，同样揭示出烟草业也是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起来的。

所以越关注这样的状况，就越能发现中国内部的差异性。今天讨论农村问题，必须以尊重各种在地经验与历史为前提。前面我提到“重庆模式”，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大农村，还是一个大库区，又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这样一种城乡结合体，发展模式怎么可能和大上海、和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完全一样呢？中国内部的差异性决定了农村发展的差异性，自上而下一刀切，肯定是行不通的。

尊重内在的差异性，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中国超常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来源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按照甘阳“通三统”的说法，为什么苏联的改革改失败了？中国的改革却成功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毛时代中央政府简政放权，不按照苏联模式来发展经济，而是追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比较完整、因地制宜的工农业生产体系，也让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具有了相对的自主性。这种中央集权与简政放权的结合，从传统来讲，就是“寓封建于郡县”。从毛时代开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成了改革时代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与地方政府的三元结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今天看来也带来相当严重的的问题，地方债务高居不下，房地产成为问题经济，这都与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主体有很大的关系。

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问题，也要看到问题得以产生的原因。中国问题太大太复杂，就像一把双刃剑，你可以讲它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不过问题的严重性中也许包含了“危中之机”，考验我们是否能找到破解之道。譬如我觉得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也许是文化的问题。刚才讲的5亿人中，60后、70后的农民工如果现在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可能都回农村去了，现在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农民工。90后和00后的农民工恐怕真的是很难回农村去了，他们这一代跟着打工的爸妈在城里面长大，既使是农民工的身份，也是在城市中长大成人的，他整个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农村没有什么认同，这是一代人还能算是“农民”吗？他打工当然还是带着农民的身份，可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上，也许完全跟城里人一样。特别是今天这个智能手机流行的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非常快，极大地影响了这一代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他们如何才能回到农村？怎样才能克服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这也是讨论城乡关系的一个新问题和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