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化”再现的必然与突围

郭春林：也就是说，这里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威廉斯把文化分为三个不同的形态，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残余文化，一个主导文化，一个新兴的文化，这三个是同时并存的。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的残余文化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所谓的封建式的，前现代的，农耕社会时期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文化。今天主流的文化当然是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化。但有一些新的东西在生长中，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多大的体量在生长，但毕竟是在生长，这些东西要给它一定的空间，一个适当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产的那些多愁善感的甚至是虚伪的那些对于乡村的想象，也许也能对这样一个新的东西的成长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将希望建立在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乡愁上，重要的是重新激活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并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探索并创造一种新的城市与乡村的整体性关系。当然这里需要更深入的讨论，很难。关键要看创造新的文化的速度和毁坏的进程，哪个快。

罗岗：这就涉及到文化再现的问题。今天对农村的再现，基本上要通过一个中产化的途径，因为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被掌握在“中产”或“预备中产”手里。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讲，文化产品最重要的不是卖给所有人，而是卖给了那些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很显然，关于农村的文化产品，绝大多数不是给底层民众的。

改革开放30年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往上一直上升到富人阶层，往下可以绵延到“预备中产”，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鲍曼所说的“新穷人”，这个群体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文化市场的主要消费者。今天关于农村有影响力的表述，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无论问题意识还是书写文笔，并无出色之处，甚至有明显的缺陷，但这个话题具有很强的文化生产性，而且明确以“中产化”的方式再现出来，吸引了文化市场的消费主体，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面对这一现象，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说这种书写有问题，然后就简单否定它。当代文化再现往往通过中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不能简单拒绝这一再现，而需要对这个过程加以分析。

通过中产化途径再现出来的文化，并不完全与资本合拍，他和资本之显然矛盾重重，但又无法突破资本构成的限制。关键在于，中产再现的文化如果要突破资本的限制，用文化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表达，就是要寻求“接合”的可能性，所谓“接合”指的是超越自身的限度，跳脱出原来的脉络。借用郭春林的说法，就是寻求与各种“残余文化”的“接合”：譬如是否有与“社会主义文化”接合的可能？能不能找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合点”？只有有意识地寻求这种“接合”，才可能摆脱资本对文化再现的限制。套用过去的阶级分析的说法，小资产阶级因为其软弱性，有可能与资产阶级走到一块去，但也因为其革命性，有可能成为工农大众的同盟军。这好像是一个比较老套的分析方法，但放到今天的文化再现，其实也是这样，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既可能与主导文化合流，也可以和残余文化结盟。我们应该意识到，中产化的文化再现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不要以为自己自外于“中产”，对中产文化再现的批评首先是一种自我批评。问题在于作为一种中产文化，要意识到自己局限性在哪里，然后再考虑怎么走出这种局限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梁庄》的问题，或许不完全在于这本书，而在于这本书完成之后，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自我复制？因为没有反思，所以从来不考虑如何与残余文化的“接合”，以此突破自身的限制。

涉及到文学创作，大家肯定都熟悉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命题：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处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立场与他自身固有立场的矛盾中。列夫·托尔斯泰也好，巴尔扎克也好，正是这个矛盾使得他们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中产化对农村的再现，不一定自觉地意识到这个矛盾，但在表现农村问题时，应对现实表示尊重，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有可能对自我的立场构成挑战，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的立场套用到对现实的再现上。

知识分子作为话语生产者，与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民众相比，在再现的领域肯定是强势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对这个问题具有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也不是依靠内在自我的发掘就能够实现的，内在自我发掘就是回到我的内心世界，这个过程恰恰是自我生产的，多愁善感也好，小确幸也罢，都是中产文化自我生产的一部分。假如要突破这一自我循环，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与残余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传统，是否只能停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待传统，是否能够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在这个告别革命的时代，如何重新建立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来说，自身的独特性是由这两种传统所决定的，它们构成了中国认同的根基。今天的中产文化再现要摆脱主导文化的控制，必须重新确立与上述残余文化的“接合”关系，这样才能使新兴文化具有新的可能性。

观众：刚才大家都提到城乡关系，我想到的是城乡之间的知识青年和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以前科举的时候，传统的士大夫是耕读的，他做官以后也要叶落归根，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桑梓之地。但是中国近代教育兴起以后，知识分子接受一种新的知识观，城市优先于农村，他一旦接触到这一段知识，就不愿意回到农村去了。

这个情况就是说，农村要现代，可能需要一批有现代知识和现代观念的知识分子去改造农村，但是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回到农村，这个问题一直就存在。各种政治谱系的人都去探索，包括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像梁漱溟、李大钊等人，他们都是号召知识分子回到乡村去，他们认为教育出了问题，就是说教育的都市化，一方面优势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到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生产这一套知识体系不可能和乡村生活方式合拍。像陶行知在小城镇示范，他要改造这个，就是要把知识和农村结合到一块。

但就我的经验来说，我看后来的1950年到1970年之间的中国小说，这个期间新中国对农村教育的设想，不单是希望把城市的都市化教育转移到农村，农村教育相对来说已经是在地化了，这种知识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进城。

当然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像乡建派的杨开道，他批评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道德立场。这些人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这种个人自由也是不能否定的。他一旦接受这个知识，或者是无论是现代性的问题，知识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和个人自由之间始终是冲突的，可能这个归根结底是城乡差别的问题。

罗岗：你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从东南沿海地区先造出一个更现代化的区域，然后从农村吸取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资源。这个吸取的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农民工进城也是如此，能够进城的农民工都是年轻的、身强力壮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比较敢闯的，他们也是农村的精英。不仅如你所说的，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平衡的发展不断从中心到副中心，从大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到县城、甚至到市镇中都复制这个吸取过程，譬如1980年代许多文学作品，常常有农村青年回到乡镇的描写，这都意味着农民进城了。这都与资源往中心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流动相反，出现了一种反向的流动。由于大中型城市的生活成本、生活压力越来越高，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情况。我们这一辈人有了孩子，作为父母亲的想法与我们的父母亲一辈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父母亲这辈的想法是孩子能够走多远走多元，但现在的父母会觉得，自己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外面读了书还是回来吧，回来之后这儿有房子，生活压力小多了。你看上海房价是多少，内地城市的房价是多少，从大城市到小城市，这种反向的流动还是颇具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因为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正向流动，也要看到因为不平衡发展带来的反向的流动的可能，这种反向流动假如能够持续下去，不只是重构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也可能给城乡关系带来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