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是你们家里的地？

毛晨雨：我们家的地，还有出去打工人的地。当时给他们一个折算的空间，看他们怎么折算自己的土地价格，对我来说是一个实验。我想要30亩，我自己家还有大概五六亩，事实上还需要20亩地，我想看市场的怎么鉴定，或者说一个刺激计划，试验下能不能带来对土地的信心。我说500块钱可不可以，其实他们心里是想太高了，因为当地租是50块钱，而且这50块钱是他们折算过的，因为打工以后回来，地里面都长满竹子了，而且还有一些农药带来杂草，那种杂草像爬山虎一样在田里面长满了，开发成本是上千块一亩，要用挖掘机挖土，我租的话相当于帮他养着那个土，保护他的资产一样。

2012年，毛晨雨在湖南老家开始种田

我一说500块钱一亩，他们觉得我有点傻，但是有一些人本着对既有的财产权或者是一个资本防护的心理，他要我们只签一年，我说我们的口头协议，你们明年随时可以反悔，他们中间一些年轻人商量说，我们明年可以加价，明年加两百块钱，要到六百到七百。结果到了春节的时候，把钱给他们，他们没一个人出来加价，为什么？因为隔壁的村子很早来跟我打招呼，说他们200块钱一亩全给我。主要是当时农民种田和经济折算的方式非常不合理了，没有价值了，靠种地养活和维持生计是很难了。要么家里人去打工，要么是计划性的补贴，比如说现在农机下乡的政策等等。但要60亩地才能获得农贴补助，像我的话，政府给我出了几次招了，让我去租30亩地来充满60亩的数字，把补助方案给我，我租了30亩地什么都不用种，也就是一万五千的成本，我在中间无意增加了六万五的收入。我肯定是不干的，我就是不想在任何层面上制造这种空间。

罗岗：我去重庆乡下看，他是农机补助的喷淋设备，水是可以接管自由泵，但也是要有一定的规模，这些田地要集约起来，他才给你补助。

毛晨雨：但人口密集的小农经济并不适合那种大农业的方式。刚才两位老师谈到5亿人的去留问题，我认为现在今天看待农村和乡土的问题还是这5亿人的问题。在农村残留的那些人是苟且地去适应那个土地方案，因为他自身的意识认同里面跟土地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我们研究农村的文化，文化在乡村毫无疑问是一种风俗和信仰，主要是土地庙，土地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去观看农民怎么认同他跟土地的关系。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带来更大的变动是，把我们对土地认知的那种神性解构了，我们变成了一种契约式，一种很畸形的现代契约和集体所有制的物权概念的结合，中间支撑着很多政策层面的变动以及中间特权力量的构建，以及我们所谓的寻租成本越来越低，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把乡村搅和成为一个资本交叉的利益共同体。

而那里面真正的农民、在场的想种田的人，他自身对未来的支配、希望都被打散了，他觉得种田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我是我们那里出来的第二个大学生，我姐姐是第一个大学生。他们觉得我回去应该穿着皮鞋和袜子，有几个老人家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秀才的样子，你要不失体统，说谁家孩子小学毕业，一年能往家里拿三四十万，你为什么不呆在城里，保持一个知识的体统？在农民的意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依然有某种层级关系。那是2014年对我的提醒，种了两年，到了第三年，这些老人跟我说不能再种了，你这样种下去，对村里读书的小孩没法带来榜样，事实上那些小孩读了书也不知道干嘛，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对面的一个高考落榜的人，高中成绩非常好，但是一直落榜，我们叫落榜状元，他儿子读到初三的时候就跑来跟我学种田。因为我不用农药和化肥，用我们当地的土种——胭脂稻。在清末的时候，在长江流域有两亿亩规模的种植。那个种子种下来可以自己留种，好吃，无污染，亩产可以达到600斤左右。粮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产品。中国缺粮缺吃的东西导致多少死亡？但是我觉得有效的开发使用，产能的提升是有空间的。郭春林教授刚才问的问题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有限的耕地越来越少。因为真按照所谓的生态农业，像日本的自然农法，但自然农法是有特定语境的。我们也去日本的乡下看过他们种田的方法，农民进城后土确实是荒在哪里，真的是撒种就收了，没有人去管他的，没有人收，因为人力成本太高，现代性把成本价格转换了，使人变成最有价值的。

自然农法创始人、提倡者之一福冈正信

但是上海在搞自然农法和实验的一些有机农场，我觉得就很扯淡。自然农法就是不依赖于现代的过度介入，是一种自然性的采集性农业的模式，对古人来说是最高效的一种方法，他采集，不投入任何的劳动，只是收集物资的方案。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么多人要吃饭，按照这样的方案去实践，粮食总的空间会下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现在来说吃的，你说安全和平等，这个粮食的价格，像我的米，说实话真的是针对上海的中高层卖到82.5元一斤，八斤米卖到648块钱，也有人买，就因为上海出现了什么？日本出来的越光米，卖到400块钱一公斤，两万斤米全部被抢光了，上海的确是资本家富集，对粮食安全带来的一种欲望。间接地，导致资本下乡充满期待。再者，我们生产特权化的食品，来供给特权化的人群，现在是这样一个市场需求。

种田最大的一个影响层面是身体的感受，农民为什么不种田？扛谷子的时候就知道了，你扛不动那一百斤，不小心压断一根骨头，你拿十万块钱来接，你这辈子都赚不回来那根骨头的钱，有很多生理性的现场，让我们发现现在的知识方案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假设、很多方案很悬空的。

当代艺术就是当代知识方案的一个过渡开发的一个状况，想要通过知识的方案拉平与世界的关系。但他这中间缺乏实践，就是面临的真问题和真现场。所以我们特别想把这个展览拉回到中国乡村相应的问题，而不是拉回到乡村，没有办法拉到乡村，我们在一个资本家开发的一个豪华展览空间中，没有办法回到农村。

这个地方（“谷神变”展场，斯沃琪艺术中心，南京东路23号——注）是1906年的建筑，是当时银行家们的公寓楼。他是一个资本富集的生活空间，同时也是眺望我们历史结构的一个空间。当时选这个空间，也做了充分的考量，因为他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做白盒子的计划，它非常的松散，有历史建筑的功能在里面。另外，我们的乡村问题恰恰在里面找到了根源，今天的现场，今天的国家主义倾向是把农村视作一个市场，他是一个市场主体，他要承担起国家发展的一个进程空间的一个消费力，一个市场平衡、再平衡的地方。

农村的农民的确是没有消费力的，真正的消费力刺激整个经济向乡村空间倾斜的：一是城市的生产保护，资本下乡，这个倾斜带有国家政策的诱导；二是那5亿人是城市化购买力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