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叙利亚，特别是伊拉克的暴虐的复兴党国家，都是欧洲帝国一手造成的。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结果是带去了混乱；美国在2011年没有干预叙利亚，结果同样是产生混乱。尽管许多人将这两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归咎于美国的政策，但两国所经历的背后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复兴党的遗产。复兴党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东阵营社会主义形式的致命结合，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期，由大马士革的两名中产阶级代表（一名基督徒，另一名穆斯林）所构思出来：米歇尔·阿弗拉克（Michel Aflaq）和萨拉赫丁·比塔尔（Salah al-Din Bitar）。不仅仅是殖民主义，欧洲在二十世纪初的危险意识形态也导致中东成为全球各地最不稳定的地区。

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中东所经历的悲剧既与西方同该地区的互动过程有关，也与中东自身有关。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可算得上是现代最伟大的中东编年史学家。他曾写道，伊斯兰世界通过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固的不满与分裂”，归根结底源于他们在边缘地带与具有威胁性的工业与后工业世界进行了深入接触后做出的反应。西方帝国主义自然也是这种接触的副产品。

当然，欧洲和美国本无意导致这种反应。但是西方在思想和技术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强制性地在原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推行现代化，这无疑会放大帝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植根于现代西方的思想，影响了生活在中东和欧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并为叙利亚的两代阿萨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为代表的政权提供了蓝图。对这些支离破碎的国家进行解剖，不仅会发现来自当地的病原体，还会发现西方的病原体。帝国曾经稳定了中东，但后来又间接地破坏了它的稳定。  

请看叙利亚的情况。从1946年到1970年，叙利亚经历了21次政府更迭，几乎每一次都违反宪法，其中包括10次军事政变。1970年11月，复兴党政府中的空军将领、来自伊斯兰教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通过一场平静而不流血的政变（他称之为 "纠正运动"）掌握了政权。阿萨德的执政一直持续到30年后他自然去世。

前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

事实证明，老阿萨德是现代中东地区最具历史意义、也可能是最被低估的人物之一，他将一个事实上的“香蕉共和国”、一个阿拉伯世界最不稳定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警察国家”。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相比，老阿萨德的统治没有那么血腥与充满压迫。即便如此，他有时候也不得不依靠野蛮手段来维持秩序。1982年，为了镇压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发起的暴力反抗活动，老阿萨德政权在哈马城杀害了约2万人。镇压行动是残酷却有效的。为了避免出现无政府状态，老阿萨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他在让叙利亚实现稳定方面充其量只能算勉强合格。这便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留下的遗产。

或者看看利比亚，这个国家由本质上毫无关联的地区拼凑而成，除了共同的殖民历史之外，缺乏任何历史凝聚力。利比亚西部被称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是一个族群更加多元的地方，历史上深受迦太基和突尼斯的影响。在另一边，利比亚东部（或称昔兰尼加）则比较保守，历史上一直向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权力中心靠拢。介于两地之间的沙漠，包括南部的费赞，只有基于部族和次区域的身份认同。虽然奥斯曼人承认所有这些独立的族群单元，但意大利殖民者仍在二十世纪初将他们整合成了一个单一国家。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建立充斥着人为捏造的痕迹，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一样，如果不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往往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治理。2011年，当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被推翻，也就是意大利接管利比亚整整100年之后，这个国家就这样解体了。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一样，利比亚的命运揭示了欧洲帝国主义造成的后果有多么致命。

君主至尊

相比之下，埃及、突尼斯这类在欧洲殖民主义或伊斯兰教到来前就存在的国家，日子要好过得多。以突尼斯为例，经历了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统治后，突尼斯拥有独特的前伊斯兰时代身份认同。这些帝国的统治可能毫无生气、充满压迫，但它们提供的秩序却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制度不再那么蛮横。然而，即便是突尼斯，也在自2010年由这个国家亲手点燃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潮中苦苦挣扎。虽然中央政府对各省和边境地区的控制不断削弱，突尼斯的首都与部分大城市仍在勇敢却蹒跚地坚持着民主之路，直到去年在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的领导下重新陷入专制。

尽管如此，突尼斯仍然是中东地区最有希望的民主试验“典范”。这只能说明，在中东地区照搬西方、建立基于非强制性秩序的政治蓝图有多么困难。作为欧洲帝国主义的衍生品，现代化的专制制度取代了民主，提供了应对无政府主义幽灵的最佳方案。

《纽约时报》报道“阿拉伯之春”十周年时使用的标题：“当革命理想变成政治混乱与经济萧条。”

中东地区压迫程度最低的政权，一直是约旦、摩洛哥和阿曼的传统君主制。由于他们世代相传、来之不易的历史合法性，尽管其政权形式是专制的，却能以最低程度的残忍手段实现有效治理。中东的霍布斯主义实验室证明，与帝国统治一样，君主制也是那里最自然的政府形式。例如，阿曼数十年来一直推行绝对的王权独裁统治，但也出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主义政策，并保证适度的个人自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证明了世界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邪恶的独裁政权与堪称典范的民主政体，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驻外编辑大体上能理解这一点，但纽约与华盛顿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却不甚了解。

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的酋长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在那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社会契约。统治者提供称职的、可预测的政府治理，平稳的权力交接，让民众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作为交换，民众不会挑战统治者的权力。当然，石油带来的财富对于实现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海湾地区的统治者也表现出了一种头脑冷静、马基雅维利式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并非简单的道德败坏，而是不存在道德层面是非对错的考量。在海湾统治者看来，“阿拉伯之春”期间多次试图推行民主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表明，西方谈不上有什么可堪传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