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已经证明了其快速适应的能力，而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关键：他们对“一带一路”模式的持续变革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人的领导能力也比我们强。

不可否认，我们冷战后的总统在外交事务的战略思考方面明显不如冷战时期的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外交政策并不是十分认真，尤其是在他担任总统之初；乔治·布什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巴拉克·奥巴马似乎经常为美国的实力道歉；坦率地说，唐纳德·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不适合担任要职。将他们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相比，高下立见。

同样，把我们冷战后的总统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比较也是如此。他们纪律严明，有战略头脑，不耻于投射权力；训练有素，且在各省生活过。更进一步说，不仅是美国的领导出现了危机，整个西方的领导都出现了危机。

真正令人敬畏、充满活力的领导人，无论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如何，都更有可能在美国和欧洲之外找到。看看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印度的纳兰德拉·莫迪，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他们都掌握了权力的艺术；他们总是愿意冒险，他们执政也不仅是出于个人野心，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想把某些事情做好。

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将与西方对抗东方复兴的政治文化危机同时发生。

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了一场中美两极的斗争。但这是一场带有星号的两极斗争：这个星号就是俄罗斯。它总是能给美国造成相应的损害。然而，当我们的媒体把俄罗斯人描绘成典型的坏人时，我们与北京竞争的紧迫性仍然没有得到我们媒体的足够重视。

的确，美国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开始时所拥有的坚不可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最初，冷战后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的西方化，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管理方式的采用和美国所谓的单极时代。现在这个时刻已经过去了。随着整个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不同程度的威权主义与民主竞争——全球化正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东方在人口趋势的帮助下也占据了平等的地位。

我的明确经验是，非洲和中东人民首先关心的是基本秩序，物质以及经济保护，然后才是政治自由。正如已故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写：“生活在没有足够食物、温暖、住所和最低程度安全的环境中的人，几乎不能指望自己关心契约自由或新闻自由。”

叙利亚与黎巴嫩边界的难民营  图片来源：IC photo

很明显，我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第一要务，要求我们面对问题时具有灵活性，否则我们将更难与中国人竞争。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的扩大本身将导致对民主的更大呼声: 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无论如何都将日益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我们不需要强迫这个过程。

我在这篇文章中关注中国，是因为中国构成了一个比俄罗斯强大得多的经济体、一个更加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以及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21世纪文化才能。因此，中国应该成为衡量我们的外交、安全和防务机构自身的尺度：通过与中国竞争，我们将使我们自己的机制更强大。

与中国的竞争可以教会我们分辨优先的事项，而这是大战略的支柱。

当务之急应该是有效地撤出中东。美国及其陆军被中东这片泥潭分散注意或者困住每多一天，都有助于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欧洲的计划。中国正致力于在意大利利亚斯特的亚得里亚海岸边及德国杜伊斯堡的河边建立强大的商业航运立足点，更不用说推广其5G数字网络了。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明天就从中东撤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快地在所有可行的地方减少我们的军事行动。

驻阿富汗美军  图片来源：IC photo

印度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也不应该成为美国的盟友。印度太骄傲了，地理位置又太靠近中国，这不符合它的利益。但印度，出于其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其在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对中国来说就像一个天然的平衡器。因此，我们应该在不提及与印度正式联盟的同时尽我们所能促进印度实力的增长。一个日益强大的，与中国和睦相处却未进入中国轨道，同时又与美国非正式结盟的印度将是一个表明中国受到了遏制的迹象。

台湾一直是一个“模范盟友”。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虽开启了对华关系，但并没有危及台湾。总有一天我们会醒来，意识到亚洲的一部分已经被“芬兰化”了，且世界已经改变了。顺便说一句，中国对台湾的控制也将实际上证实中国对南海的控制是有效的，再加上中国在印度东部和西部的港口建设活动，将有助于中国海军畅通无阻地进入两个大洋。

大战略就是要认识到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我认为，考虑到我们的目标，印度和台湾最终比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地更重要。

虽然印度和台湾深受美国海上力量的影响，但中东广袤无垠的沙漠却远非如此。这不是一个意外，且表明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个我们试图置身于需要大量军队且带有削弱性的土地冲突之外的世纪里，依靠我们的海军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在不把我们拖入和土地冲突一样血腥的战争的情况下部署力量。随着陷入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的机率减少，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在国内治愈和振兴我们的民主。这就是大战略的本质。

大战略不是关于我们应该在国外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在国外采取什么符合我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战略。

再重复一遍，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说到底，是关乎通过遏制暴力来更好地在国内集中精力，同时与中国竞争。

由于我们没能照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缺点和局限，导致我们把太多精力集中在了我们的军队上，入侵或干预了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国家，结果却一无所获。在1990年代，我们对前南斯拉夫的干预成功阻止了战争，但随后创建民族州时却没有为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基础。而即使它这么做，出于南斯拉夫的次要地位，它也不会上升到大战略的层面。所以我们要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要意识到，无论我们精英阶层的梦想有多么的鼓舞人心，若这些梦想没有建基于世界各地的实际情况以及美国人民跨越党派界限，广泛且长期的公众支持，那这些梦想必将胎死腹中。无论是在怀俄明州还是在阿富汗，我们都必须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

本文首发于6月17日《国家利益》杂志；编译：陈映潼，校对：吴豫；观察者网获得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