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时期病毒流行态势不断演变：2020年初较快控制住最初疫情爆发传播后直到年底形势较为平稳，但是2021年后随着传播性增强的病毒变异株接二连三出现，实现新增病例清零目标难度趋势性增加，下左图显示2021年夏秋季后连续七天报告日均50个及以上新增病例发生频率显著增加，到2022年几乎成为常态。这时为争取实现动态清零势必需不断追加实施管控措施，难免掣肘经济增长并派生较大就业压力。在受疫情经济学规律较多影响的特殊形势下，农业户籍城镇从业人员由于较多分布在“人际接触强度”较高岗位工作，又比较缺少各类保障措施，其就业处境尤其困难。

统计部门公布了近年分户籍（本地户籍、外来户籍、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者城镇调查失业率。从上右图数据看，疫情最严重时段外来农业户籍从业人员失业率上升更快。如2021年前3季度疫情冲击较为缓和时期城镇总体失业率回落，这时外来农业户籍从业人员失业率下降更快并显著低于前者；但是在2022年4月前后和年底疫情冲击强度较大阶段，农业户籍人员失业率上升更快并显著反超整体失业率。农业户籍从业人员失业率增长，显示相当一部分农业户籍城镇从业人员失去工作后仍留在城市寻找工作，估计同时应有不少甚或更多农业户籍城市打工者在求职难度较大背景下返回户籍地农村。例如社交媒体报道的2022年10月中下旬河南富士康工厂员工大量返乡，显然包括相当比例返回农村户籍地人员。没有找到年内农民工返乡的常规统计数据，下面利用乡村就业人数变动信息间接推测。

农民工返乡量推测

考虑总就业人数由城镇就业与乡村就业人数组成，因而返乡农民工超常增加会表现为同期乡村就业人数反向变动，因而可以通过观察乡村就业人数变动间接观察。下左图显示总就业人数总量和年度变动，新世纪初年以来总体趋势是净增量趋势下降，并从2015年开始就业总量绝对减少净增量转为负值，2022年大幅下降1301万人。下右图显示，总就业净增量分解为城镇和乡村就业净增量：例如2022年总就业净增量（-1301万）等于城镇就业净增量（-842万）和乡村就业净增量（-459万）之和。

受城市化阶段劳动力转移等因素推动，我国乡村就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后由升转降净增量持续为负数。上右图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该指标趋势性下降轨迹，但是过去两年净增量绝对值扩大趋势出现转折性变化，净减少量从2020年1405万大幅收缩为2021年914万和2022年459万。考虑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与净增就业差距较小；另外2020年在年初疫情大流行被控制后疫情形势较稳定与经济复苏较顺利，假定该年农民工外出后因为就业形势困难超预期返乡情况较少，因而以2020年作为参照年份来估计后续两年超预期返乡人数。进一步假定总就业减少在没有受到超预期返乡因素影响时按照城乡就业比例进行分配，然后把城镇和乡村就业统计减少量与假设没有发生超常返乡情形下模拟减少值比较，其差异可作为对超预期返乡人数的估计。

2022年总就业人员减少量比2020年增加918万人，假定不考虑劳动力超常返乡因素，按城镇和乡村就业占比分配减少量变化，那么2022年乡村就业比2020年应额外多减343万人即净减少1748万人（1405万+343万）。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乡村就业仅减少459万人，两者之差1289万人可以作为对农民工劳动力超常返乡增加乡村就业量的结果，大约相当于2022年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差额值2048万的62.9%。可见农民工超常返乡是导致该年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激增的主要原因。

用类似方式也可估算2021年农民工超常返乡规模：2021年总就业减少量比2020年多29万，按比例分配2021年乡村就业净减量应比20年多出10.8万为1415.8万（1405+10.8）。然而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乡村就业净减量只有914万，二者之差501.8万{-914-（-1415.8）}估计是当年农民工超常返乡因素所致。2021年城镇新增和净增之差为767万人，农民工返乡人数估计大约能解释其中的65%，与上述2022年返乡因素对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之差贡献率比较接近。

小结和政策含义

在我国现行劳动就业统计体系下，城镇新增就业和调查失业率是政府对就业形势的两大调控目标。近年我国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中枢增速较大幅回落与波动加大背景下，城镇新增就业对早先趋势水平回落有限并且显著超过官方目标值，提示就业形势仅受到相对温和冲击。然而官方发布最新数据提示近两年我国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不一致大幅激增，反差值从疫情前五年均值229万飙升到2021的767万人和2022年的2048万，提醒现行就业统计或存局限和盲点。本文考察结果显示，上述反差激增大体可用三方面异动解释：一是城镇失业人数上升，二是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农民工返乡人数增加。下表依据本文讨论内容，对过去两年城镇新增和净增就业反差现象提出初步定量解释。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结果，来自本文相关部分讨论。*2021年失业率和失业人数下降，对新增-净增就业反差没有影响。

本文初步结果有待后续数据补充修订，也有待后续研究检验批评。如果本文基本思路与结果离谱不远，或有必要重新探讨近年我国就业形势的困难程度。虽然疫情期城镇新增就业回落相对温和，然而近两年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激增提示近年新增就业成为有偏指标。劳动参与率与农民工返乡率变动是推高城镇新增-净增就业反差的重要推手，由于这两个指标不在官方监测就业形势的雷达荧光屏上，采用常规统计数据或低估就业形势的困难程度。例如，如从外出农民工中扣除年内农民工超常返乡因素，疫情三年农民工总数一直低于疫情前水平；又如在2022年新增和净增就业落差中扣除城镇失业增加数仍剩下1800多万差值，如将其看作失业人数增量则相当于城镇失业率增加三个多百分点。

去年我国城镇就业受冲击程度超出原先评估水平，意味着今年宏观经济较快复苏有利于岗位创造背景下，仍需关注劳动力市场“悬留效应 (hangover effect)”对就业形势不利影响，特别要重视青年就业压力难以很快实质性扭转的结构性困难。另外需进一步改进完善我国就业统计。我国决策层高度重视就业形势及其对居民收入及民生影响，疫情期更是把“稳就业保民生”作为宏调优先目标，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提供全面准确的就业统计数据。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就业统计体系和方法持续改进，目前城镇调查就业率、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民工定期统计对动态研判就业形势提供了重要信息，建议下一步以年内农民工返乡、城镇劳动参与率等指标创新构建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完善就业统计体系和方法，以更好服务于政府就业以及宏调政策。

卢   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业伟， 国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任    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注释：

【1】卢锋：“我国就业形势再探讨”，2022年7月1日，北大国发院，腾讯网（https://new-qq-com.observersnews.com/rain/a/20220701A09EFQ00）。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关于印发《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的通知，2004年4月2日。

【3】参见卢锋：“疫情期宏观波动与就业形势”，2022年10月28日，北大国发院，腾讯网，（https://new-qq-com.observersnews.com/rain/a/20221028A029T300）。

【4】比官方的“累计新就业人员数”口径更宽。

【5】劳动参与率定义为分子项“经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与分母项“劳动年龄人口”比率。

【6】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以来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2013年以后的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假定2013-2016年全国失业率与大城市失业率变化率相同，利用大城市失业率数据估计得到2013-2016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7】卢锋、刘晓光、姜志霄、张杰平："广义奥肯定律与中国奥肯关系——破解奥肯定律中国不适之谜"，《CCER中文讨论稿》No. C2014005，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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