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之后，2008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开始逐渐放慢脚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经济形势继续面临严峻挑战。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挑战、新机遇，企业如何提升投资资本回报率？

四、伟大的企业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一定要强调伟大企业，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的大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有一个“索罗模型“，他解释一个国家的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力还有资本来驱动的，对那些劳动力跟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他给了一个叫法，叫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素组合起来之后它的效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革命，背后很大程度上，我想跟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前三十年，在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速度，因为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只有2.1%的样子。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了，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未来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或者说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需要把这个动能从简单的要素投入，转换到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来。

我给大家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大家可能了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年份来比较，现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美国有个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按照它的估计，我们是美国现在水平43%的样子。那么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在他们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现代化序列之后，它们的这个水平大概是美国的70%到80%的样子。我就给大家列了一些例子，像德国1998年完成这个过程，是91%，日本是2004年，它是80%、79%的样子。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当203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假如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从现在的43.3%，要达到美国当时的65%的话，就需要每一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比美国同期的增长速度高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大概一年平均是1%不到一点点，将近1%。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未来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达到每一年平均2.9%的样子，接近3%。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企业，我们的微观基础，应该做出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不能再靠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简单的投入来拉动增长，可能我们把重点应该放到怎么让这些投入、这些生产要素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它对应的或者说呼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伟大企业，就是一大批能够非常好地把这些资源、把这些要素能组织起来，能够提供出非常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企业。

那么它最终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上。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是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想，在中国这个阶段一个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去产生一大批了不起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从经营管理角度讲的话，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可能最重要的是现金流，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现金流。不管是做多元化也好，或者探索新的一些投资机会，甚至改弦更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一定要保证现金流是充沛的，就是有足够的钱去发工资，去还债。

第二点就是千万别借债，特别是在创业阶段，别借太多的债。因为这是杠杆，这里面债是有期限的，借了债，肯定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时候企业为了还债，被迫改变自己的初衷，或者改变自己对企业运营的一些方向的设计，可能带来不好的效果。所以说关注现金流，不要过多地去借债。

另外一点，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就是我关注我该做的事情，如果说这条路能走通的话，我能够做出一个企业，它能够创造价值，能够提供很好的产品服务，能够产生现金流，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那我适合把它再做大。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觉得保持这个精神再出发，这就叫屡败屡战，这可能是真正成就伟大企业，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