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它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这些伟大企业出来？

三、培育伟大的企业需要怎样的土壤？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的认知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我们存在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强调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用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杠杆率会越来越高。

中国整个宏观杠杆，到2018年的3月份，就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这个数字，整个债务包括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政府债务，全部合在一起之后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2.6倍，但其中这种非银行的企业债务是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的1.64倍。那么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64倍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我们企业的平均资金成本，一年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如果是6%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些企业一年时间里面，它需要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相当于我们GDP（国民生产总值） 的10%，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0%是用来还这个利息的，因为背后是大量债务来支撑的这样一种企业运营的格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是缺乏效率的。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的两个板块：一个国有板块，一个民营板块，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绝大部分时间，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而言会比国企高一些，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负担。但不管怎么讲，从客观事实上看，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的时候，还是把超过50%以上的资金配置到这些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些部门、一些板块里面去。导致的一个后果就在于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我们企业层面上而言，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会低一些。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内因。我们自己的企业或者企业家在如何去经营管理企业方面，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偏差。比如说多元化，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做金融。

我们根据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板块数，把它跟企业自身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做个比较，是一个线性下滑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多元化程度开始提升的时候，其实你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在下降的，就规模本身并没有带来价值创造能力相应的提升，甚至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司治理这个环节。我们三千多个上市公司，到2018年3500多家，2014年到2016年，我们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所汇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大量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在0的右边，就比0高一点点。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汇报它的财务报表时，是有意识地要把它的财务情况放到0的右边，避免亏损。

美国在同期的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的分布情况，相对而言更像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正态分布，也就意味着它有好企业，有很多企业因为经营情况，可能因为市场竞争的情况表现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讲，它相对真实地把企业的运营情况汇报出来了。中国比较奇怪的这种分布，本身反映出的是我们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一些缺失。

那么最后一个原因，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下税负的问题。我们企业面临的大量的制度成本，还有税收跟各种各样费用的成本，这使得企业的税负非常重。如果这一边做些调整的话，其实我们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也能够提高到4.3%的样子，从3%提升到4.3%，能够增加将近30%到40%。

我想对企业而言，当你投资有回报，能够形成自我循环、有自我造血机制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资本市场上也会有更多的高质量企业、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供投资者去选择、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