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主张多元，观点纷乱，只有少数社会共识：一是贪腐横行，二是贫富分化严重。抓住这两个共识，从这里下刀即顺乎民意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贪腐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连，根除难度要高得多。而从缩小贫富差距则可执行度更高。改革税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剥夺不法财富和浮财，此为正道。

现在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在制定政策时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税收制度上一锅烩，不区分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房产投资和奢侈消费上利益。

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在生产中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的，所以必须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财富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税制改革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目前的财税制度，已经基本丧失了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财政税收体制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暴利、农民财产收入过低、资源浪费性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由此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丛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备的个人财富报税和核查手段，个人所得税事实上成为针对工薪阶层的工资税。房产税、遗产税税种也迟迟没有推出。依靠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收机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别说对“黑色财富“”灰色财富“的抑制了。

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并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它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其二，它使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他们对于社会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进而降低社会的稳定程度。其三，它严重挫伤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一切，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第一次分配市场失灵，第二次分配政府失灵。失灵的平方造成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并且向更大发展的态势。贫富差别的扩大，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从十年前占GDP的60%，下降到2012年的36%，中产阶层的跌落，让三架马车中的辕马变成了一头瘦驴。最终影响的不仅是社会公正，还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劳动者的薪酬是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

一个充满讽刺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力当成一个纯粹的初级产品，不给它加上技能、智力、组织管理、生产资料等外在因素给它带来的增值部分，纯劳动力的价格十年来增长缓慢。

全国总工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些数字可以佐证我上面的判断。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但它的缺陷是没有给予那些勤劳但老实的人太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些人占据了人口的最大份额。所以我们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医保制度、社保制度推行的如此迅速，但内需的增长依然显得如此缓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部分会重新进入投资领域，而低收入者的收入才会迅速的转化为消费。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以消费拉动经济的的愿望就永远是一厢情愿。

因此，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薪酬性收入，既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投资过剩、出口受阻的情况下，除了让国内消费市场真正启动以消化过剩产能别无它法。

因此，中国在经济推进社会保障进程的同时，应该向当年的日本学习，积极推进自己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使普通工薪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尽快能够有比较大幅的增长。

由于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努力在实际执行中被基本放弃。但低劳动成本换来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内需启动的迟滞。劳动力薪酬收入低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此时，出台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已经刻不容缓。

来自官方的正式表态说，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15%，这样，就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这算是一个迟来的，被千呼万唤的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领导给出的路径是要以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水平为核心，进一步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工资增长。

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设想只能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得到比较好的贯彻。但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人家总要依据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和自己的经济效益来制定员工的工资。你不可能给每家企业都强行制定一个工资增长的百分比。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强行为劳动力定价是一种摧毁生产力、降低效率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尽管在我们的规划中明确了非常具体的努力方向，但是真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要找的合适的工具。

现在看来，最低工资的调整时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工具。将最低工资制度和职工工资增长直接挂钩，既要求各地最低工资增长速度不低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订立的每年15%的目标。这样才能凸显国家在增加职工收入，减小贫富差别，追求社会公正的决心。

美国是怎样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跨入二十世纪，美国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但也正是这个时候，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差距巨大。

历史数据显示，从1900年开始到1929年这30来年中美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而得到根本改变。在减轻收入不公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的作为收效甚微。

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拥有超过43.6%的国民总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财富更是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7.3%。

当时的大西洋彼岸，已经在累进税制与建设福利国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德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等相关体制。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也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

而在美国从独立到20世纪早期，美国一直依靠关税养活联邦政府，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税源，也就更不要谈建立在税负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了。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既使美国企业和富人无税一身轻，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也给欧美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可以说，从建国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高关税在保护了美国工业和垄断企业的同时，却让普通百姓承担高关税带来的高物价，百姓要用比欧洲人高的多的价格来购买来自欧洲的工业品，而企业和富人们却从中不断的得到好处。

从19世纪末，一场长达三十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要求向富人开征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种努力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他们祭出美国宪法，并鼓吹向企业和富人征收所得税是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万万要不得。

争论一直持续到1913年。之前的1912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哲学博士伍德罗·威尔逊最终促成了关税的降低和所得税在美国的确立。税收改革和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这位高学历总统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按照新的关税法案，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7%降到了27%。估计由此将使联邦政府每年减少50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这个亏空怎么补上呢？10月31日，威尔逊签署了另外一项法案——《所得税法》。法案规定，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在1%到7%之间。至此，所得税在美国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