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说服最高法院修改宪法，承认所得税合理性的理由是：人们从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纳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强其公民意识，这将使纳税人对税率提高都会极为敏感，并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更加关切，因而也只有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国家税收之间构建起宪政性质的联系。个人所得税会加强人们对政府的监督，防止政府对税收的挥霍。这个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和使用成为美国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税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美国的中学八年级的历史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税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沿革的内容。在高中教学计划中，解释怎样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阐述美国税制与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民学和商务教育等课程中都设有关于税收的知识。

在此后的历史上，税收政策也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基本规律是，共和党上台通常会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民主党上台通常会加大对富人的征税额度以加强社会福利。在税收政策左右的摇摆之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里根减税、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减税、奥巴马增税，如此反复。

在所得税刚刚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经过近100年的演变，中产阶级成为纳税的主角，而富人则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手段免除他们应当缴纳的税收，这成为中产阶级的心病，也让不少富人不好意思，以至于连巴菲特这样的大富豪也呼吁，“向我征税“。

同样在中国，当年为调节贫富差距而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800元人民币，一年下来正好是万元户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调节高收入的效果。但演变到现在，普通工薪族变为税收主体，而很难从真正的富人身上征到足额的税。

虽然开收了所得税，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上是没有福利、贫民救济、粮票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直到罗斯福上任，压缩贫富差别的政府政策才开始出现。

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所说：“（既得利益集团）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罗斯福主政后，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所推行的“大压缩”政策毫不夸张地改变了美国因社会不公平而蹈入纳粹深渊的危险。

在“大压缩”政策的主导与实行之下，美国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到50年代，美国富人比例严重下降，中产阶级得到充分的壮大，而且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更有保障，拥有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

可以说，正是由于罗斯福政府推行的大压缩政策，与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两大举措并举，使得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的危害，并促使美国成长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富裕国家。

美国的发展历程绝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直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光辉照耀下前进。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被深刻改造过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大国，美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当下具有借鉴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绕得过去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通俗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均进入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积累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他们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财富过度集中，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同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每一次波动都成为一次对低收入人群的洗劫，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以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为了追求追求超高速增长，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也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全面裹挟尚未形成。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结果有点过于乐观。虽然我基本认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但所有的这些优势在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在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一旦中国经济遭遇”硬着陆“，中国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