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提到中国在未来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把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看做是导致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和“劳动合同法”等关键词，在舆论场内引发新一轮热议。

对此，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认为，《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并未被严格执行，仅仅被少量法律意识强的白领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抬高自己身价的武器。在刘戈看来，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的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价值取向，才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要缓解这种局面，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同时，现行政治体制也是避免中国陷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障。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有删节。】

财政部长楼继伟（资料图）

缩小贫富差距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成功对接了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转移的历史契机，一跃成为地球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今的中国，不论从经济总量、科研能力、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看，都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仅仅看做是表述一种经济政策取向的中性词，而不是另一种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的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价值取向，让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时候，贫富差距过度拉大。过度拉大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消解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正当性理解，一方面减弱了人对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满足感，同时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无论按照哪一种测算方法、哪一种统计口径的数字都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其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

在过去30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经济成长模式：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二战后，拉美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没有快速拉大，哪个国家就能通过“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哪个国家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无一例外。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

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

近几年，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薪酬上升，从而让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得以减缓，这恰好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怎么反而成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了呢？

有经济学家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更早的年代，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200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贫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碍。

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责任，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做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证没有特别贫穷的人。在卢梭看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会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对中国来说，现在亡羊补牢，的确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在2003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走势。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农业税的减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改的推进、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等等。但突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进程。四万亿巨额投资在缺少监管的环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经济的下滑，保证了就业。但巨额投资中的贪腐现象和巨大货币发行推高的资产泡沫，导致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几年来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几近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才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得以稍稍缓解。

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双管齐下，才能抑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世界上，印度几乎是一个唯一和中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度，人口接近，文明古国。拿中国跟印度比，我们很容易找到优越感。在经济总量、人均GDP、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人均用电量、人均用钢量等几乎所有的经济评价指标中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印度，但只有这一项——基尼系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印度是0.368，而中国是0.47！中国比印度高出0.1个百分点。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时，我以为我看错了。

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基尼指数在0.20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0.30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0.40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0.50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0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数据，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为了缓解公众对于基尼系数过高产生的担忧，著名学者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加权平均论”。他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特色明显，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城乡分开计算，再加权平均，这样算出来的数据就要好看的多，基本接近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

这种推论相当于：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通过对考题类型的分类分析得出自己的加权成绩应该是85分，然后向家长交差。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超过了0.4的警戒水平后，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1年达到了0.459。虽然增长速度并不算太快，令人担忧的是一直呈现正增长的态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也在于此。

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须得进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须先从两个领域入手，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减少国人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