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正规是内生的？

可以说，纺织服装产业的非正规性体现在与之相关的生产和产业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纺织服装产业的特点来看，这一特点是内生的，即我国要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要提升纺织服装产业的竞争力，就需要依托“非正规经济”。

（1）降本

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纺织鞋服是一个低附加值产业，主要依托成本领先来提升竞争力。高度成熟、技术含量和门槛极低的鞋服制造尤其明显。

据统计，2021年，服装产业集群规上和规下企业销售利润率的中位数为4.86%，规上企业为4.6%，而规下企业为4.18%[2]。对于从业者而言，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资源的非正规使用来控制成本，才能够保住微薄的利润。非正规经济运行过程中，其降低成本的关键机制是通过“非专用性”，来提升人力、物力的利用率。为了降低成本，所有和产业发展相关的资源大多都会被用到极致。

不仅如此，因为鞋服制造是非标品，无法通过规模化、自动化和数字化等方式来降低成本，加强了其对非正规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降低成本策略的依赖。这一点，从纺织鞋服内部不同环节的对比就可以看出。

和鞋服制造相比，纺织品属于初级产品，相对标准化程度高，因此其降低成本的重要策略是通过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方式，即摆脱对劳动力的依赖，实现成本降低。但是鞋服制造的产品是非标品，很多环节都没有办法实现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鞋业尤为典型，鞋业尤其是运动鞋是长工艺，包括290多个环节，后跟包边、滚边等操作都高度依赖手工。在劳动力成本和房租等成本刚性基础上，只有通过资源的非正规使用来降低成本，这种策略使用的越极致，成本控制能力越强，竞争力也会相应提升。

（2）波动

这一产业大部分企业订单和收益的波动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产业的非正规经济属性。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产业属于门槛较低的强竞争行业，从业主体不仅多而且进入、退出十分频繁，订单在不同经营者之间流动的情况十分普遍；一方面是因为纺织鞋服产业网络既宽又长[3]，从业主体众多，初始产品需求刚性化、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弹性，长鞭效应明显，进一步加剧了从业者和企业订单的波动性。

订单的波动性强，对企业弹性供应提出了高要求，而非正规用工等方式，成为了弹性供应的一种主要方式。只是不同企业弹性供应的策略存在差异。

对于中等规模企业而言，他们往往是通过部分订单外包而不是购买新的设备、正式雇佣劳动力来应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这样“好调头”，因为很可能过段时间订单就减少了，季节性强，存在明显淡旺季的产品尤其如此。

而小微企业尤其是家庭作坊，其核心竞争力就是船小好调头，通过自我雇佣、自我剥削和灵活雇工、将小单不断拆分等方式，实现极强的弹性供应和生产能力，沉没成本也非常低。在城中村，围绕家庭作坊或者小微企业设备、厂房的流转，本身就存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这反映出这类企业的流动性大，也进一步降低了经营主体退出的成本。

厂房招租的小店

（3）小单快反

从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趋势看，小单快反逐渐成为主流，非正规经济本身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制造环节。“小单快反”即平台利用实际市场需求来预测销售和控制生产。在实时分析跟踪时尚趋势的前提下，针对所有SKU（最小存货单位）都从非常小的订单开始。每一个SKU一般以100到200件起订，如果销售趋势好则立刻增加订单，如果销售不达预期则中止生产，希音是典型代表。

这里主要涉及到的是以销定产的模式，实际上在以产定销的计划单模式下，也出现了小单化和快速反应的趋势。这不仅是因为消费者需求逐渐个性化，客制化逐渐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还因为快本身会加快周转速度，减少库存，实现降本增效。实际上很多计划单也从原来的半年或几个月变成了一两个月，甚至15天左右。

在这一趋势下，订单的波动性发展到了极致。为应对波动性，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的存在变得更加重要。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具有非正规性的各种降低成本策略，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除了通过发展非正规经济这一方式以外，依托产业集群的集聚优势，也是其快速反应和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广东和福建等地，就出现了大量小微企业、家庭作坊为主体，鞋材市场或者服装面料、辅料市场非常发达的产业集聚区，这些小微企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能够实现快速和小单采购，从而实现快速小单生产。即使在劳动力和空间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也能够依托非正规经济和集群优势，保持其竞争力。而大量小微企业、家庭作坊作为鞋服材料主要是辅料的生产者，同时是鞋服面料、辅料市场的重要消费者，在托举整个面料、辅料市场发展层面发挥着重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正规经济是纺织鞋服产业集群的内生特点，成为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

以下是研究者关于位于海珠区这一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描述，笔者认为相对全面的呈现了这一产业集群包括非正规经济的贡献：

康鹭“制衣村”的神话是，白天制衣厂接到订单，第二天早上6点钟，成品衣就会出现在广州十三行、南城万佳、沙河等大型服装批发市场。过去的30年里，由于紧邻处于纺织商圈核心位置的中大布匹市场，且拥有廉价及管理宽松的租赁空间，广州康乐和鹭江两村内部以流动人口为主体创办的服装制造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纺织品专业市场集群[4]。

其意外后果是，这一产业集群越发达，小微企业、家庭作坊的集聚性越明显，非正规经济的密度越高，其负外部性也越大，让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又爱又厌”。

如何对待非正规经济？

不同主体因为从这一充满活力且充满问题的，具有典型非正规经济特点的产业集聚区受益和受损程度不同，因此对其态度也存在差异。认识非正规经济的贡献和纺织鞋服传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规律，发现公共利益所在，同时找到不同主体利用协同实现的机制，是我们正确对待非正规经济的前提。

（1）充满争议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纺织鞋服产业往往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存在。2019年，广东省全省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6383.5亿元，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6775.2亿元，约占全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20%[5]。不仅如此，因为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城市人气旺盛，还会带动其他商贸业发展。

其问题在于，相比于战新产业，其税收贡献十分有限（非正规性决定了大量经济活动无法纳统），占地面积大。而且因为纺织服装作为改革开放后沿海发达地区的初始产业集群，往往比较成熟，集中分布在城市核心和区位条件极好的地带。这些区域人口密度高，非正规经济的负外部性也会因此被放大。而土地再开发的价值也极高，意味着城中村改造后发展高端商服业，会带来土地财政和短期内的经济增长。

其结果是在地方政府合规化压力，主要表现为安全等方面的问责力度不断加大，经济增长考核和被问责的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都希望能够将产业集群转走，实现“腾笼换鸟”。在新产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对纺织鞋服产业的依赖度较低，且负外部性问题突出的地区，地方政府的这种动力更强。

从业者和为产业集群提供配套服务的主体是主要的受益者，他们自然是支持的。发展非正规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转嫁策略，一部分被生活在其中且直接或者间接从中受益的人分摊，还有很大一部分由生活在周边但是并不从中受益的人分摊。前者的态度取决于受益和受损是均衡的，还是有所偏重。后者则是主要的反对者，比如在周边购买房产但是不在产业集群工作，希望地价上涨，对生活品质有高要求的群体。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受益和受损的感知程度存在差异，会出现受益超过受损的群体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中立者也不少。

还有一部分成本则是由公共财政来分摊，主要是支撑城中村和产业集群运营的支出超出其财税贡献的部分。因为相对于战新产业，传统产业集群往往更深层次的嵌入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其贡献包括对（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商服业发展的贡献，往往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因此其成本实际上比较难以测算，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其充满争议的重要原因，是各地政府在腾退纺织产业集群问题上比较犹豫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的参与增加了产业发展的盲目性，是其被诟病的另一重要原因，对一些从业者尤其是从事正规经营的从业者而言，产生了不良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非正规经济，制造了一种强竞争的格局，虽然定期会出现产能过剩，但也给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消费品，对于大众而言，其贡献同样不应该被忽视。

在当前关于这一产业集群主要是非正规经济的负外部性关注较多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认识其贡献，尤其是所谓非正规经济的贡献，还要考虑产业发展的规律。

（2）非正规经济的经济、社会价值

前文已经提到，非城规经济对纺织鞋服这类传统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贡献不仅体现在面料、辅料市场和小微企业的相互促进上，还体现在产业集群内大中小规模企业、头部腰部和尾部企业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上。

头部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需要组织供应商提升柔性生产和快速反应的能力，但头部企业能够组织的供应商有限，其弹性生产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也有限。在小单快反时代，尤其是如此，中等规模企业通过外发或资源整合、分散投资的方式，组织众多小微企业和家庭作坊，从而提升弹性生产和快速反应能力，是整个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协同发展，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集群在全国、甚至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事实上，非正规经济的贡献远不止此，还包括对和产业集群运行相关的商服业发展，尤其是就业方面的贡献。据统计，2021年服装产业集群企业共吸纳从业人数295万人，其中规下企业的从业人数超过200万。仅仅海珠康鹭片区，作为广州最有名的制衣村之一，下辖康乐村和鹭江村，这里占地仅约一平方公里，却有制衣厂和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坊间又称为“湖北村”[6]。

如果将服务于纺织鞋服产业集群的商服务纳入统计，其贡献远不止于此。我们调研的晋江M镇作为全球知名的运动鞋产业大镇，该镇区域面积为38.4平方千米，户籍人口只有7万人，但年产旅游运动鞋8.7亿双，占全国总产量的40%、世界总产量的20%，拥有制鞋大中小企业3000多家，从事鞋材贸易的主体有4000多家，从业人数19.5万人。疫情期间做了深入的排查才了解到常住人口实际上超过42万，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极高，而且大部分人的就业都与鞋业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区不仅推进了城市经济带的发展，还解决了大部分中西部农民家庭的积累和发展问题，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战场。产业集聚区不仅为外来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

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的产业集聚区，都存在这一情况，一代创业者主要是本地人在2008年左右大多都退出生产环节，部分开始做房东，部分开始从事贸易，二代创业者则主要是外地人，以湖北、江西和四川等地为主，这些创业者又将家乡的人带过来就业和发展。

此外，发达地区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在晋江M镇，产业工人的小孩就学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一些企业为产业工人提供带有家庭房的宿舍；还有的企业包吃包住；使产业工人能够举家在产业集聚区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和生活，同时解决孩子教育问题。

社区化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