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圳聘请内地和香港10多位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出任顾问，霍英东就是当时香港6位顾问之一。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顾问委员会的意见。每次开会，霍英东从不缺席，为特区建设献计献策。1987年，和霍英东有较多接触的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李灏，向霍英东请教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了改善招商环境，1985年政府搞“七通一平”²，向银行举债6.5亿元，每年要还利息5000万元人民币。（1981年至1987年，深圳市政府共征用和划拨国有土地82平方公里，其中能够收取土地使用费的土地仅有17平方公里。所收取的土地使用费共约4000多万元，不够偿还利息）又要开发新区，又要偿还利息，到哪里去弄钱？

霍英东介绍说，香港60年代的财政收入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靠土地转让获得。港府十分珍惜1066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把全港土地收归政府。在全面规划和初步开发的基础上，他们采取高地价政策，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为港英政府获取巨额收入。较高峰的年代，1980至1981年，香港的卖地收入，占当年政府总收入的37%。进入80年代，这一占比也平均有17%。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政府通过供应和拍卖经过规划的土地，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城市建设，控制了基建规模。土地拍卖还刺激并带动了金融产业发展，房地产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31.6%。它也刺激了股市，房地产股票和与房地产有关的股票占上市公司股票的70%以上。土地拍卖最终促进了香港整体经济的发展。基于上述介绍，霍英东向李灏提出了转让土地的建议³。

1987年6月，深圳市政府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除了一些相关领导和大陆学者参与以外，他们还邀请了香港数名房地产和城市规划界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的主题是土地与市场的关系；土地是不是商品；土地的使用权能否出租和出卖；土地能否进入市场流动等土地经济理论和实践等问题；积极探索有偿（有价）使用国有土地的政策性与可行性。这次研讨会为深圳特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准备及试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响土地拍卖第一锤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7年12月29日，广东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88年1月3日公布施行。这个新的《条例》是专为深圳经济特区颁发的第一个有偿出让、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立法，在全省、全国都是第一次。

“实施有偿出让三年多，深圳从土地收益(包括土地出让费、使用费、配套设施费和转让增值费等)中投放人民币5.4亿元和690万美元，用于征用开发土地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⁴。这一土地开发模式解决了深圳市城市化发展资金缺乏的问题。

作为地产巨头的霍英东“热心”提出的建议，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大陆的发展。在实践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地产大亨囤地、炒地皮，官商勾结瓜分土地增值收益，低价暴力征地等。因此，这一制度也曾备受争议。但是从当时深圳发展的需要和依托于这一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看，这一制度变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之后，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大力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一方面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也可以充分释放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所积累的能量。问题是，

第一，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我国工业化发展自主资本积累能力依然较弱，没有办法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快速积累资本，进行“七通一平”的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来大陆投资。

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前依然是一个渔村的深圳尤其如此（前三十年，由于深圳所在的广东处于沿海，在战争发生时，容易被攻击，其工业化发展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尤其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

第二，由于深圳毗邻港澳台，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成本较低，政府进行基本建设的成本相对其他城市要低得多，因此，在深圳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能够快速地取得成效，可以说深圳是这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一片沃土。

第三，采取土地划拨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方式，会使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进入到土地使用者（其中包括外国企业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一些企业家）手中。

为了避免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进入到土地使用者口袋中，并充分利用深圳的区位优势，达到快速实现资本积累，改善深圳投资环境的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便成为了深圳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深圳土改在哪些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破解了“香港问题”？

从香港土地制度所产生的问题看，香港经验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极为有限的。反倒是我们在学习香港有限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拥有并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使得香港土地制度中的某些问题没有成为深圳的土地制度问题，促进了深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