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以来中国多家互联网巨头、产业巨头遭遇反垄断调查，引发热议。那么为什么要反垄断？反垄断会产生什么影响？

成为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李世默回顾了全球垄断与反垄断的历史，认为美国在20世纪前期的反垄断促进了美国的真正崛起，20世纪80年代后对资本的纵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甚至政治危机。中国现在所处的历史当口，和20世纪前期的美国有相似之处，能不能成功地反垄断，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世纪”。

李世默认为，对反垄断会阻碍企业创新、违背市场经济等舆论指责并不可取。在数字时代，反垄断恰恰是保护创新，反垄断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对于反垄断会压制民营企业的说法，李世默指出，垄断导致的扼杀对手、树立壁垒等行为已经威胁到了中小企业的生存，而它们才是民营经济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在5月14日的“第15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李世默发表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由投中网整理。】

李世默：

大家早上好！

感谢投中网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学习心得。时间很紧，直奔主题，今天我要谈的是垄断与反垄断和大国崛起的关系。

最近一两年来，在中国投资界，垄断和反垄断是一个热门话题。从2018年开始，国家层面的反垄断动作层出不穷，反垄断的新闻不断进入公众视野。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而在今年，我们熟悉的大平台公司，都先后被启动反垄断调查程序。

对反垄断的质疑声音

不出意料，这些动作又给外媒抨击中国提供了不少灵感，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反垄断”的报道铺天盖地，我把他们对中国反垄断行动的质疑简单总结成四类：

第一类质疑是说中国反垄断会阻碍企业创新。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说，“（中国）鼓励私营企业和创新的承诺似乎成了空话”[1]。

第二类质疑扣了一顶更大的帽子，说反垄断违背了市场经济，企业间不是靠竞争来决定输赢，而是要由政府来决定。[2]

第三类质疑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中国反垄断是为了打击民营企业。比如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反垄断法只针对成功的私营科技公司，那将是一场悲剧。[3]这句话从概念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能够做到垄断的企业必然是成功的企业。其次，在反垄断的语境里，垄断的定义对象就是私有资本，世界上没有一部反垄断法是针对国有企业的。

第四类质疑也流传甚广，说中国反垄断侵犯私有财产，是想把这些大公司收归国家。[4]

垄断的前世今生

的确，在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反垄断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企业和投资人在反垄断的大背景下，除了“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外，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想些什么？要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先去真正地理解垄断和反垄断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过为时一个多世纪的垄断与反垄断历史供我们借鉴，当然最大的案例就是美国。

先从垄断的历史说起。早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垄断的概念就在西方与东方几乎同时出现，西方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这本书中发明了Μονοπώλιον（monopoly）的概念，称其为商业活动的普遍追求。而中国的孟子与他不谋而合，孟子也注意到做生意都是想做独家买卖，于是在同一时代写下了“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首次提出了“垄断”这个词。

从农业社会的两千年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垄断都是一个坏东西，人类当时对市场的理解是相对简单的，认为垄断就是商人之间合谋的结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严厉抨击了这种做法，认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最大敌人[5]。

垄断组织控制的美国参议院

镀金时代与第一次反垄断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为垄断平反的运动，理论层面代表人物是熊彼得，他提出，垄断在工业时代下是有好处的，例如激励企业家创新。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表示，一个行业要进步，就必须有一些垄断的因素[6]。这个观点我们现在也不难理解，我们风投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都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能够做到垄断，公司的估值和市场占有率息息相关。

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垄断在美国越做越大。这一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作“镀金时代”，我们从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能够了解到这段历史，比如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和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尽管美国当时生产力飞速发展，但是社会价值观扭曲，上层社会的富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多数人则长期处在贫困和受压迫的状态。

这种弱肉强食、资本任意扩张的发展模式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二十世纪初，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出现了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局面，“美国崛起”险些夭折。

在这一背景下，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对垄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哈佛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反垄断的必要性。左翼的张伯伦提出了“垄断竞争论”，成为了美国当时反垄断政策的理论基础[7]；而右翼的哈耶克也认为，当无法创造必要的条件使竞争有效时，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指导经济活动。[8]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也走上了美国的政治舞台。其中，两位罗斯福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力排众议，主导了拆分大公司、大财团的行动，被称为“垄断克星”。而到了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同样把矛头对准了既得利益者，他通过实施罗斯福新政，大大提高了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工人权益。美国的两大政党以及经济思想上的左右派别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用了30年的时间，在制度上实现了政治制约资本的格局。

正是这场政治与资本的斗争将美国带入了二战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世纪”。哈佛大学教授Jeffry Frieden在著作Global Capitalism中记录了这段历史，在进步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当时的美国崇尚公平竞争、反对垄断，社会风貌有了极大改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