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指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阿拉伯人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由此产生了两种立场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人将整个欧洲视为敌人，并进而反对欧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反对现代化的人同时也是反抗欧洲殖民统治的人，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是从穆斯林先辈的遗产中寻找答案”（P.14）。

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家、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开创者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尼不是阿拉伯人，而是阿富汗人，但他的观点在阿拉伯世界同样影响深远（由此我们也能看出阿富汗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

阿富汗尼认为：“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模仿、崇拜其他国家只能为敌人的入侵打开大门”。因此，他反对必须学习和仿效欧洲才能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说法。相反，他提出：“应对民族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于回归伊斯兰教的根本，恢复伊斯兰教创始时期的制度，并且用伊斯兰经典引导大众净化心灵与道德，点燃变革之火，为国家的荣誉奉献生命。”以“复古”为基本出发点的近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由此产生。

萨米尔将其主张归纳为两点，即拒绝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和主张回归到先辈的制度和思想中去。萨米尔不无讽刺地说：“在持这种思想的人看来，既然‘复古’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越是与历史相一致就越有可能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逻辑，‘复古’所复制的不仅仅是以往的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还包括古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习惯。”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不仅延缓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还给反对现代化的人提供了批评、拒绝的口实。”（P.20）

另一种人则与前一种人相反。他们认为，阿拉伯文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落后的根本原因，欧洲在探寻复兴道路这一问题上握有绝对真理，阿拉伯人应沿着欧洲的道路全盘照搬，不必也不能对其作任何根本上的变化和调整。与前一种人相比，这种人可以按照中国人熟悉的说法，被称为“全盘西化”派。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被认为所冷战的胜利者，持西化主张的人更进一步坚定的认为，西化的方向，就是效仿美国。但现实是，这条路除了让阿拉伯国家变成西方的附属之外，别无所得。特别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让这些人陷入了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萨米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貌似对立，但它们其实是基于同一个基础，那就是：它们在本质上都不具有独立性，都是为了应对殖民扩张而产生的，只不过二者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要么倾向古代文化，要么倾向异族文化”。而以塔哈塔维为代表的近代早期阿拉伯思想家们的初衷——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被忽略了。套用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句式来表达，就是“救亡压倒了复兴”。

塔哈塔维

在萨米尔看来，由于近代欧洲殖民者的入侵，使得近代阿拉伯世界“救亡压倒了复兴”，这是近代阿拉伯世界走上歧途的开始；而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阿拉伯世界的“精神病灶”，就是“复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化”。按照萨米尔的定义，这就是所谓的“模式化”——与塔哈塔维所主张的“非模式化”道路相比，“复古”和“西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的“模式”，然后试图在现实中按图索骥将其构建起来。

萨米尔认为，这是企图逃避艰苦的文明成果学习和本土化过程，企图通过找到一个一次性的完美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没有通过学习、创新，自主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企图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应对发展问题，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至今复兴无望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在这两种机会主义之间来回震荡了两个世纪，虚掷了十代人的血泪精华！

阿富汗失败的“模式化”

如果用萨米尔的这个理论来观察近20年的阿富汗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短短20年时间里，萨米尔所说的两种“模式化”，在阿富汗都上演了一次，而且都是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是1996年，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作为一个20世纪末产生的政治伊斯兰派别，塔利班以追求“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为奋斗的最终目标。而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具体方式，就是萨米尔所说的“复古”——在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全面照搬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生活方式。

关于塔利班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比如禁止体育运动、禁止音乐、男人必须留胡须、妇女必须穿戴布卡，且在无直系成年男性亲属陪伴下禁止出门等等，已有很多报道，我就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介绍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的两个方面：

一是毒品。前段时间，网上有舆论称，塔利班统治期间在阿富汗“毒品产业几乎绝迹”。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毒品问题一直是困扰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问题。早在塔利班上台之前，就已经是如此。据联合国毒品控制计划署（UNDCP）的统计，在1994年，也就是塔利班成立的那一年，阿富汗鸦片总种植面积达71470公顷，鸦片总产量3416吨；到1996年，也就是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正式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那一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下降到了56824公顷，总产量2248吨，为历史最低。

而且，在这2248吨的总产量中，塔利班控制区的产出仅占65%，还有35%处于塔利班控制区之外。考虑到此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全部国土面积的90%以上，可以确认，这几年塔利班确实认真执行了禁毒政策，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网上所流传的“毒品产业几乎绝迹”的说法，应该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从塔利班执政的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自从1996年“触底反弹”后，1997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增加到58416公顷，鸦片产量也提高到了2804吨，其中塔利班控制区产出占总产量的93%。

到1999年，正是在塔利班政权统治下，阿富汗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年阿富汗鸦片种植总面积90983公顷，比1995年，也就是塔利班上台前一年种植总面积增长近一倍；而鸦片总产量达到了4581吨，比1996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塔利班控制区产出占比更是达到了97%。据UNDCP估算，1999年阿富汗的多交易额在1.83亿美元以上，塔利班从中至少抽取了2%的税率。

（本表及上段内容资料引自《塔利班政权的兴亡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第44页，何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由此可见，所谓塔利班统治期间在阿富汗“毒品产业几乎绝迹”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

塔利班对毒品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前后矛盾，原因很简单。伊斯兰教禁止毒品，作为一个要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的政治组织，塔利班自然会严格执行。但塔利班在执政后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即使有巴基斯坦和沙特的资助，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为此塔利班甚至接纳了“恐怖大亨”本·拉登，以获得他的财政支持。

但显而易见，一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和运转，完全依靠这些外部援助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重拾鸦片生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作为一个以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塔利班居然允许毒品生产、交易并从中牟利，也实在让人对他们所声称要追求的理想和信念的可信度表示怀疑。

另一个方面，是与恐怖组织的关系。在这方面，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1996年5月，塔利班接纳了“恐怖大亨”本·拉登，并因为后者与9·11事件的关联，最终导致了塔利班政权在2001年倒台。相比之下，塔利班在中亚地区的所作所为，知名度就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