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们在两地同时上市了，叫做自费改革，我们中信人引以为自豪的是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伸手从国家拿到了资金的支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它们不但剥离资产，而且在2002年、2003年又再次剥离，剥离之后还不行，还要大量注入，一个银行注入两百多万的资本金来解决它们的整改和上市。而我们完全靠自己，我们叫做自费改革。另外我们在香港上市，建了一个很好的试验窗口，这是我们中信人引以为豪的，曾经因为资不抵债被看成三钱不值两钱，我当时提出来“背水一战”，要“卧薪尝胆”，我们一定要把三钱变成十钱，后来我们在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市盈率到了39倍，我们的市净率到了三倍，认购率到了90，最后融到的资金是接近60亿美元，所以我们打了一个胜仗，成为我们中信的一个历史发展节点。

2007年，中信银行在上海、香港同步上市

这个是我亲自参与的，2007年我们上市了，们当年整个中信集团的盈利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百亿，达到了160亿的净利润，2006年是60亿，上市之后是160亿，我们正在发展的一个胜利的期间，又来了问题。银行上市本身是一次危机处理，然后我们又遇到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叫做中信泰富，它为了做澳洲的铁矿项目做衍生产品，亏损了154亿港元。

当时9月15号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我9月21号到纽约，正在感受他们的压力和危机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说咱们也出事了，我电话里就问是几位数出了事，回答说是两位，我又问，两位数会不会往三位数走？对方说正在往三位数走，巨额的亏损。那时候我正跟美国人有点调侃地说，你看我们比以前强大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承担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所以我们比你们还是不行。话音刚落，我们自己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来了，最后整个亏损154亿港元。

这对我个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是中信的董事，我们在中信占比30%，荣智健他们是20%，我们有一种方式就是壮士断腕，断腕不够，会发生信用方面的连锁反应和履约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形成交叉违约。最后我们派了两个调查组——一个是财务，一个是业务——到香港做了调研以后，我们就开了一天的闭门会议，最后决定用一种方式来拯救。

这个方案现在大概凡是投行的人都认为是特别经典的成功案例，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把所有的合约按照一个澳元换0.7美元定价，由中信集团接过来。大家注意它还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有大量的小股东受损，所以我们接过来等于把损失在某一个时间点锁定了。每一分钱，0.69我们赔两亿港元，如果变成0.6，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多赔20亿港币，当时我们说要研究，能不能不要掉到整个集团净利润一百亿以上，因为我们员工头一年超过一百亿以后心气很足，心理关头能不能堵住。

第二个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做呢？每股八港元注入，市场价格是四港元，市场价格就是股东手里抓的钱。八港元需要小股东投标，我们比他多一倍，小股东99%赞成，因为觉得我们大股东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护企业的股东利益。但是其实每股净资产是多少？16块钱，我不知道大家这里对财务有熟悉的吗？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那个时点股票的价格测算，我们每股一上来就亏了四块钱，但是如果按照净资产来算，我们一进去每股赚了八块钱，这两个办法来入账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这个方案小股东拥护，其实真正的这两个风险都和市场波动有关系，如果澳元一路跌下去，如果四块钱港元变成两块钱港元，那我们损失惨重。但是我们有一个判断，认为中信泰富除了这个事以外，其他的资产经营状况良好，所以我们有一定信心。

2008年金融衍生品引发的金融危机

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王岐山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管中央经营机构，我跟他当时有明确的表态，我说我身为董事长，虽然这个公司的经营我们管不了，它有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是既然出了这个事，请你问责我，摘我的乌纱帽。他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好好的拿出方案来，把它解决了。我说那你要这么做，我们就去拿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要经过批准，后来我们成功了。股价没有多久慢慢就从四块八块一直到十三四块钱了，我们的心里就踏实了。

当时一路波动，六毛九，六毛八然后七毛一，我记得当时马凯同志在王岐山同志的办公室对面，他见到我说澳元已经七毛一了，都在关心一分钱，整个国务院的领导都在关注这个事。最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在澳元的基础上赚了六个多亿美元，我们赚回来了，我们在农行借款方面无论按照事实还是净资产都翻了一倍，赚了十五六亿美元，这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后来人家说这是一个经典案例，让我总结一下，我总结了三句话，是从农民那儿总结吸收的——个人要努力，领导政策好，还得天帮忙。这个天是我们的客观外部环境和条件，其实是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强的能力，是中国的体制优势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