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我记得在中央全会以后，和中国经济工作会议中间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这应该是真正的中国经验，虽然它有负面作用，比如说关于四万亿投资的一些损失等等，但是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改变了预期——当时东莞人都走光了，员工都回家的情况一举转变了。所以你看我们不是光靠自己，也不是光靠命，是靠国家发挥了作用，所以它就是我们的“天帮忙”。

所以我觉得你们各位在人生中将来做任何一件事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人不努力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很好的政策环境，或者好的领导不行，但是没有机缘和运气也不行，这是我作为一个72岁的人的体会，你们将来都会尝到这个滋味。在2010年总书记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们的业绩大概就是这样的，我们2009年第一次进入世界五百强，415位，九年下来，现在已经是137位。

2014年中信集团整体上市

到2018年末我们总资产是七千亿人民币，我想提醒大家，最早开始给我们拨注册资产两个亿，最后没有给钱，荣老板垫了一千万，后来给了两千万，我们号称两亿起家——七千亿是两个亿的三千多倍。有的人一直坚持一种流行思维说国企低效、腐败、垄断，我们没有垄断性的行业，这个也不能说我们是低效的，当然我们遇到了风险，但是最终克服了困难。大家看我们的净利润从65亿，2007年189亿，2008年142亿，2009年189亿，我退职的时候是332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说这些是想表达，我们改革开放的历程是曲折艰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按总书记说的让民族复兴，不可能是敲锣打鼓坐着轿子来进入民族复兴的大门，而是最近我们常说的，“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山更陡”的情况。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我们七十年辉煌是一个非常一帆风顺的过程，这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六十年代中国提出“小康”，到现在习总书记说“全面小康”，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们中信的三十年出过一本书叫做《艰难的辉煌》，我相信大家听完我刚才讲的内容就会觉得原来中信也是曾经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时候，同样，光大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候。

我的第四个时期是在我退职以后，2011年底，我做了一个事，这成为了我人生的下一个节点——我组建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中央领导推动下，我们中信集团作为国有集团承担政治责任的举措。我们的宗旨是三句话：“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我们要打造一个具有特色的民间智库，其中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国学派。   

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学派，因为毛泽东不但是实践家，而且是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哲学的，也包括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还包括战略学方面的，他应该算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不是做学问的，但是他有很深的学术根基，还体现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毛主席是近代现代的第一人。小平同志是实践性很强的，他推动了解放思想，他是一个推动者。

而现在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大家看得很清楚，他在理论上的推动作用，他的建树已经成为我们的引领者。我们时光过得很快，基金会建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我们举办了124次活动，认领和承担国家部委交办的课题有49项，上报的国家智库研究报告41期，发行经济党刊67期。刊发了我们的一些内刊，改革发展与安全，88期，中国道路系列讲座57期，中国道路丛书36种，在习总书记的新年祝词时，他的书架子上能看到我们的书。2017年我们成为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一个培训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大概有一百次左右。

人生就是这样走过来，它跟时代紧密相连。南怀瑾曾经给我写了一幅字，他写了辛弃疾的一段诗：“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很喜欢辛弃疾的气魄，我们不需要那种悲凉，但我们应该有那种为国效力的气魄。另外我喜欢的一首诗，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喜欢这个诗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出一种情怀，他觉得国家的事情生死都要去应对，而不能因为给自己带来什么祸福，福我就趋，祸我就避。其实对我们来讲，大半生已经过去了，我当然还在努力，就像前面说到的“永久奋斗，奋斗至死”。

2000年，孔丹在香港看望南怀瑾老师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都是精英，在整个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里面，你们是极其优秀，也极其幸运的一批人。但是有一条很重要，你们要有家国情怀，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曾经有同学对我说“我们没有经历跌宕起伏的时代”，我说不对，你们面临着比我们那个时代更要紧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到了关口，是复兴还是倒在复兴的门槛上，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国家的整个发展大局需要大家的努力和智慧。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用学术来报国，我跟大家共勉。

在奋斗报国上，我现在还想干，你们干，我也干，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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