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其实并没有对清代所有这些学术流派作全面介绍与分析。他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重点就在考证学与今文学这两大潮流如何形成与发展，所以，原定书名《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可能倒更为确切。

为和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相呼应，梁启超对清代思想界的蜕变作了一个总的概括：“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按照这一框架，《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前半期考证学或考据学的发展，视为第一步与第二步之解放，而将经今文学的兴起视为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叙述前两步之解放，较多利用了前人研究成果，而叙述第三步、第四步之解放，特别是叙述康有为作为中心带领梁启超一道推动经今文学运动的历史时，则几乎全部为梁启超所独创。

由于将清代二百多年考证学与经今文学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梁启超在叙述考证学与今文学的众多学人所取得的成就时，强调就是因为这些学人具有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学人同样的“科学的研究精神”，顾炎武以来许多学者所追求的经世致用，以及乾嘉汉学家经常提及的“实事求是”，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而在“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时，梁启超则反复说明正是因为没有始终坚持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

我以为，这一部著作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梁启超以科学的研究精神，对康有为和他本人所推动的经今文学运动的是非得失做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和有相当深度的检讨。我以为，他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有力地提升了《清代学术概论》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康有为在晚清经今文学运动中的地位，梁启超给他的定位是“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康有为严划经古今文分野，以为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都是刘歆所伪造。于是正统派所尊崇所仰赖的学术依据，诸如许慎、郑玄等东汉古文学术，在康有为笔下皆成了伪史成了伪书。梁启超认为，由此，康有为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艺启蒙运动发挥到了极致，绕开东汉，回到西汉，既宗奉董仲舒张扬的《公羊》学，又从董仲舒的启示倡孔子改制，以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无不以托古改制为基本手法。这是对乾嘉汉学正统派的颠覆，是对庄存与等常州学派以及廖平之学的张扬，一瞬间确实惊世骇俗，但正如梁启超所说，这一套学说，也未能摆脱“中国思想之痼疾”，即“好为依傍”与“名实混淆”。

梁启超很直白地指出，这和康有为本人有密切关系：“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尤其是欲仿效欧洲宗教改革，图谋在中国建立孔教，完全脱离中国实际。这完全违背了“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回顾自己早年曾协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检讨自己“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明确宣布：“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屡起而驳康之建孔教、祀天配孔诸义。应当说，梁启超在这里所进行的自我批判和对乃师康有为的批判，方才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真正体现。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三颗硕果，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本书初版于1921 年，后曾多次重版，并被译为英、法、日等十多种文字。一百年来，对这一部著作，肯定者，否定者，称许者，驳斥者，诠释者，引申者，过百盈千。所以，对于本书，无需多费口舌，加以介绍。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梁漱溟介入东西方文化论战时，知识基础和其他学人有着很大差异。1916 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佛学的成果《究元决疑论》，引起蔡元培的注意，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所以，他对印度文化有较多心得。

梁漱溟（1893—1988）

他又出身儒林世家，父亲梁济1918 年殉清自尽，儒家文化传统极为强烈的影响力更深深震撼了梁漱溟。因此，他能够跳出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模式，通过西方、中国、印度这三大文明的比较，对这三种文化做出迥异于他人的新的解读。

梁漱溟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做了一个系列讲演。他看到，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其实形成于彼此非常不同的环境，有着彼此非常不同的人生路向，形成了非常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他认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人们单纯地认知到我在，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小我”，是与物相对立的我；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人们所建立的是“大我”，不是“分别我执”的我，而是“俱生我执”的我，不关注物之间的分别，追求的是人与物交融为一体；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是“我”与“物”的完全消弭。这三种不同的生活，决定了这三种文化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漱溟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分析和概括，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他视野的开阔和观察的深刻。他所说的三种文化，实际上是三种文明，这些文明各有自己产生与生长的路径，各有自己的是非得失。他力主每一种文明都要善于吸取其他文明之所长，补自己文明之所短，但都不能丢掉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也许就是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波提切利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