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的发现，就是人类自觉。在欧洲中世纪神权时代，人与世界之间，间之以神; 而人与神之间，又间之以教会。文艺复兴，使人与世界直接交涉。宗教改革，使人与神直接进行交往。人，并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人有耳目，不能绝聪明; 人有头脑，不能绝思想; 人有良心，不能绝判断。这就是以人文主义打破神权主义。

蒋方震所看到的曙光，首先就是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以人性代替了神性，以世间的财富、艺术，爱情、享受代替了禁欲主义，让人们相信人自身的创造力，而不再祈求神赐予力量。

所谓世界的发现，就是不再像中世纪教会那样以现世之快乐为魔，而能够直面自然世界，将大自然作为人所研究的对象。中古宗教教义，以地球为中心，凡有不同的见解，就斥为异端邪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些世界之奇迹，启发人们的好奇心，使得旧教义之蔽智塞聪者，无以自存。

蒋方震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的但丁(1265-1321)为开山祖，而以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 集其大成，成为西洋文学的最高峰。文艺复兴，其根本精神实发生于个性之自由，其最高潮为法国大革命。

蒋方震同时指出，文艺复兴之弊，即为现世享乐物质，个人主义大盛，而怪僻、骄奢、残忍、阴险等恶德相随而来。

蒋方震特别强调指出，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中国说来，具有特殊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以中国今日之地位言，则社会蝉蜕之情状实与当时欧洲有无数共同之点”。他认为，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新理性借复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见其开展”，二是旧社会妨碍个性发展的组织日见瓦解，人们发扬独立之精神，实与欧洲文艺复兴声气相求。“察往以知来，视人以律已，则可知文化运动之来源有所自，而现状纷纭之不可见且不足悲也。”

蒋方震的著作于1920 年12 月初完稿后，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欣然应允。蒋方震书中曾提到，清代汉学特别是经今文学的兴起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说“汉学以尊古相标榜，其末流则尊诸子于经传，而近世首发攻击旧学之矢者，实为导源于今文派。”这一论点激起梁启超极大兴趣，他就对蒋方震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蒋方震当然无异议。梁启超即本此意动笔，下笔竟不能自休，十五天时间写成洋洋五六万字，篇幅几乎与蒋方震的著作相当。梁启超自称，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另成一书，这就是《清代学术概论》，只得另外写了一篇序言，说明蒋方震撰写此书原委，高度评价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

1921 年，《欧洲文艺复兴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我国人士所撰写的第一本系统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历史的专门著作。该书出版后，极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年多时间就印了三次。著名学者张其昀在六十多年以后，仍称赞《欧洲文艺复兴史》“网罗宏富，条理详密，断制谨严，至今尚未见其比者，这是非常令人感激与深刻怀念的。”

东西方文化论战1921年的第二颗硕果，就是梁启超的这部《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原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完稿之后曾在《改造》杂志上连载，稍后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在此之前，论清代学术演变的著述已经不少。对清代学术作全面回顾与概括者，是章太炎《訄书》中的《清儒》一文。章太炎认为，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考订音韵、辨伪古书，奠定了清代学术的规模，但直到乾嘉时期形成的吴、皖二派，清代学术才趋于成熟完善。

吴派代表人物为惠栋，其学术特点是“好博而尊闻”。惠氏在其著作中广泛搜罗汉人经说，加以排比罗列，而很少发表己见。除六经外，还兼及史集，涉猎很广。惠栋的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也受其影响。

皖派始于戴震，其学术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实事求是，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戴震在乡里时，即有金榜、程瑶田、凌延堪等人与其论学，后执教于京师时，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其问学。而弟子中最知名的有段玉裁、王念孙，二人的《说文》和《广雅》研究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除去吴、皖二派外，《清儒》还对浙东学派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以及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的史学，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礼学，善治文辞而轻视经术的桐城派，以及常州今文学派作了分析和评价，认为常州今文学派宗《公羊春秋》、齐《诗》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以《公羊春秋》为主。他们立意奇特，文辞华丽，与朴学家质朴的学风迥然有异，而受到文士的欢迎。常州今文学始于与戴震同时的庄存与，后经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时魏源、龚自珍、邵懿辰，影响日广。

章太炎评价经古文学家“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故对经今文学家以经术明治乱、以阴阳断人事多所非议，但大体而言，他对清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总览还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