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国债还是一种沉重的债务负担吗？它还是子孙后代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吗？显而易见，主权货币政府没有债务负担，国债也不是子孙后代的沉重负担，美国国债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历年通过财政赤字发行的基础货币的总和，但却是以私人部门有利息收入的金融资产的型态存在的。

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别的国家也可以效法，只要本国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被别的国家所接受，当然，这有一个度，如果贸易逆差过大，就会发生“去工业化”，带来不良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略有逆差是可以的（当然这是以别国储备人民币这种金融资产为前提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在倡导的战略，显而易见，实施这种战略需要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一直是贸易逆差，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等。二十年前，日本和英国的人均GDP相当，但由于日本长期贸易顺差等因素的影响，现在它的GDP大大低于英国。

确实，人们在经验上将国家预算类比家庭预算，将税收看成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当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被大肆渲染，人们的“心中贼”更加难破，其原因仍然是对主权货币的深刻含义缺乏认识。我们新书的《序言》发表出来后，从后面的跟帖中我发现，很多读者没有认真读我的文章，甚至有些读者根本就没有看，就在评论区按照自己以往的认识乱发议论，这是目前“快餐文化”的不良影响。

观察者网：这次增发1万亿国债，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是否属于现代货币理论所支持或建议的政策，或符合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洞见？

贾根良：在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呼吁中央财政应该破除3%财政赤字率红线的教条，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5%，并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和资金需求。显而易见，这次增发1万亿国债是现代货币理论所支持的政策，也是符合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洞见的。

我们的新书《现代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序言》是我在2023年3月撰写的，在那时，京津冀、东北和河南等地还没有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但我已经在书中指出，国家财政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其中包括在“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例如，我国南方几乎每年都要遭受水灾，许多城市由于排水系统落后，一遇水灾就遭淹，这说明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欠账还是较多的，这些方面的投资也能为过剩的相关工业产品提供市场。”目前，总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复苏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次增发1万亿国债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利于扩大总需求，对加快我国经济复苏具有推动作用。

2022年8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员工在进行铁路电力电缆维护工作（图源：中国日报）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在财政上的政策力度还能加大吗？对此有没有合理衡量和评估的标准或方法？

贾根良：我国目前在财政上的政策力度不仅需要加大，而且还能加大。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摆脱疫情的影响，正在步入正常的经济增长轨道。但是，国外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已无法吸纳中国高效率工业体系所创造的制造品，而国内经济又面临着需求不足、企业负债率过高和经营困难等问题。简言之，中国经济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很少。

我在新书中指出，总需求不足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有货币购买力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是症结所在。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国有必要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支出的力度，也就是大幅度提高国家财政赤字率，通过中央政府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目的的财政净支出注入强有力的新需求，弥补私人部门有效需求不足，大幅度提高有效需求水平，这不仅可以化解生产过剩问题，把闲置的生产能力调动起来，而且也为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降低负债率注入了新的资金。

随着产品实现的前景变得越来越好，以及企业因负债率下降而轻装上阵，企业家的信心将会逐渐恢复，他们将会不断地上调未来产品销售的预期，扩大投资和信贷，增加对工人的雇佣，通过这种循环累积的正反馈过程，我国经济将最终摆脱困境，并通过国内大循环开启一个经济增长的新时代。

财政上的政策力度或财政赤字率的高低没有一个固定数字的限制，因为诸如“3%财政赤字率红线”这种固定数字的标准是不考虑具体实际经济情况的，是刻舟求剑的标准，它没有考虑到逆周期调节和重大历史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等自然灾害、战争和向国内大循环重大转型等）对国家财政提出的强有力支持的需求。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充分就业（即消除非自愿失业）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限界，超过充分就业就有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历史经验说明，当失业率降低到2%-2.5%（这是由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所导致的失业水平）且不存在不充分就业（非自愿打零工）时，一个经济体就达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如果外国希望通过贸易逆差获取本国货币并增加其外汇储备，那么，该国的财政赤字还可以增加，以满足国外部门用本国货币进行储蓄的愿望。

图源：国家统计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家庭希望增加储蓄，因而不愿多消费，企业产品的销售前景就很暗淡；而企业希望增加净金融资产来降低负债率，修复资产负债表，因而不愿新雇佣工人甚至解雇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工人说了，我愿意给国家交税，但没有人给我提供工作，我获得不了给国家交税的货币，更不说储蓄了；而且，如果我有了工作，交了税，也不能全部花掉啊，我也要有点储蓄啊。企业主也说了，我想多雇佣工人，但我的负债率太高，存在破产的风险，如果人们购买我的产品，使我的利润得到实现，我的净金融资产增加了，高风险的负债率降低了，我就会扩大生产，增加对工人的雇佣。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政府不出面，这个死结永远解不开。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要满足私人部门交税的需要，而且要通过财政赤字满足他们对净储蓄的渴望，因此，如果政府财政赤字低于私人部门净储蓄的愿望，一个国家就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更谈不上高质量就业了。简言之，非自愿失业是国家财政赤字过低的结果。

目前的中国有大量过剩产能，同时也有2600多万城镇失业者希望能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农村也存在不少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将国家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5%，用政府新注入的货币雇佣这些失业者，把闲置的过剩产能利用起来，会发生通货膨胀吗？会是“货币超发”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2023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上涨只有0.4%，其中七月份物价下跌0.3%。

通货紧缩是经济萧条的突出特征，通货紧缩的危害并不比通货膨胀率超过4%的危害小。近年来，学界一直在争论中国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对这种争论我不做评论，但我在这里只是指出，当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和失业者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并实施精准财政支出解决失业问题，是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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