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柏拉图又进一步提出，城邦的护卫者既然以护卫公共财产为天职，那么，他们自己就必须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就必须是过着共产主义生活的人：

如果要他们作优秀的护卫者，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住处能行吗？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私有财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吃同住，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意见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他们不应该让它同世俗的金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敢接触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处一室，他们不敢在身上挂一点金银的装饰品或者用金杯银杯喝一点酒；他们就这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他们的国家。

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者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能再作政治的护卫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化变质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会图谋打倒他们；他们终身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甚于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这段话可谓发人深省。无论我们是否应该把柏拉图这些话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理想国》中的这段话，确实就是后来一些著名论述的起源，诸如“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以及——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即是最大的腐败。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理想国》里的这段话，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先锋队的思想，当列宁和毛泽东反复强调——保持共产主义觉悟和品德，乃是保持先锋队不蜕化变质的根本所在时——他们的思想完全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图/法制网

那么，城邦为什么会衰败？政治为什么会腐败？护卫者和治理者为什么会脱离群众，并被人民所抛弃呢？

这就是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面对的问题了。

亚里斯多德认为，城邦的衰败，护卫者脱离人民，从制度上说，乃是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脱离出来的必然结果，是因为经济的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由此便带来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对于生活、过日子的追求，代替了对于“好的生活”的追求。

在《政治学》中，亚里斯多德继续了柏拉图的问题：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亚里斯多德指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有赖于我们正确区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好的、优良的生活”。而从这里，便引出了亚里斯多德对于“什么是政治”的著名定义。

亚里斯多德说：人们知道的只是生活，但政治所却追求的，却是好的、优良的生活。

什么是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之间的思想联系呢？柏拉图说，所谓好，就是对好的社会、好的共同体的追求，而亚里斯多德则说，这样的追求，也就是政治的追求。

因此，亚里斯多德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治的标准，不是指商业的、军事的、法律的标准，因此，当我们谈到城邦政治的时候，就必须明确：城邦不是军事共同体，不是商会，不是公司，不是法律共同体，城邦生活更不是家庭和家计，城邦生活就是政治生活，政治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服务于公共事业，而城邦的道德，就是公德，城邦的主体是公民，而不是市民。

在城邦里，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政治统率着经济，而不是为经济所统治，在城邦里，经济活动附属于政治活动，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居于政治之上。

卢梭所要重新发现的希腊-罗马精髓，其实也就在这里。

什么是公民呢？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公民，就是城邦的护卫者，他守护着城邦的财产，同时也守护着城邦的灵魂。他也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说明为什么斯巴达^【2】人是公民：

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贱奴，谁问你这个？”“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里去感谢神灵。这样的人就是公民。^【3】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对人类未来的人文主义畅想与虚构，恰恰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首先是历史的产物，共产主义制度因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它曾经是希腊城邦制度的重要内涵，而精通拉丁文、希腊文的马克思，首先是从古典文献中，读出了共产主义源远流长的传统。

实际上，只有那些对西方文明及其传统完全无知者，才会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共产主义则是马克思独自发明的异端邪说，充其量不过是对未来黄金世界的人文叙事、人文幻想。

实际上，如果对于希腊文明没有了解，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城邦，什么是共产主义，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了解，就不会知道：共产主义深刻地内在于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中。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对于人文主义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从来对于建立在幻想、想象、灵感之上的叙事不感兴趣。对马克思来说，所谓“未来学”其实与占星术一样，根本就不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必须将自身建立在对历史运动的分析之上，未来不是想象的结果，因为未来展开的前提，乃是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矛盾运动。

而这决定了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

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还这样指出：

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级的形式，我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当我们说共产主义乃是植根于人类历史的“历史运动”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在青年时代的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是在历史中存在、并在历史中发展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共产主义也是人的一种内在欲求，是植根于人们天性中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人的“初心”。

而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这种信念，或者说“作为信念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来自希腊-罗马，也不是来自单纯的历史经验，而是来自道德哲学，并深受康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