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去过那么多地方，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中国？

冈特·舒赫：我曾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还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里，我一直在战略咨询或管理咨询行业工作。在我开始工作的前6年里，我一直呆在西门子管理咨询公司（SMC），这是西门子集团内部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

我一直以来就很想亲自来中国看一看，虽然最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与妻子还是到中国旅游了一次。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机会——西门子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一个岗位。

我曾严肃考虑过在中国待3年时间，而不是做完一个项目就回去，可是中西方同事间的不和谐相处出乎我的预料。这与我所供职的公司没有关系，是西方人和中国人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华德侨的行事习惯所决定的。

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德国在华侨民都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圈子里。德国人也许会与意大利人或加拿大人说上两句，但他们却不会与中国当地人有太多交流。在工作场合，外籍工作人员之间讲英语，而中方工作人员之间讲汉语，工作时双方人员之间很少有交流，而且经常出现误解。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些在中国雇佣数万人的大公司的总部会经常对中国的某些情况一无所知。信息流通是不畅的，而且双方都有责任。

信息流通不畅，中西方员工都有责任（资料图/视觉中国）

西方人不喜欢求助于中国同事，他们有一种无力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西方人扮演着领导的角色，可他们却不具备最基本的中文听说读写能力。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主动讲当地的语言。可是在中国，虽然我很想学习中文，我还是没能掌握汉语口语。而大多数西方人甚至连学习的意愿都没有。他们很清楚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国，工作压力又很大，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与家人一起生活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学习打车和点餐所需要的几句简单的汉语之外，他们挤不出时间也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汉语。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传统是尊敬上级和年长者，所以那些中国年轻人通常不会对外籍同事提出批评。越是家教良好的、思维传统的中国人，他就越不会如此。

当中外两种思维方式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于是我发现这里面有商机可寻。

我认为在我自己创办的公司里弥合中外雇员之间的理解鸿沟也会成为对客户有用的价值。为了创造这样一种中外共事的环境，我决定由自己扮演其中外方的角色——这个角色难度很大，不过非常关键。我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关系网，经朋友推荐，我找到了我公司的第一位员工，我希望她能扮演中方经理的角色。

冈特舒赫：左边那位女士是我公司的第一位员工，起初一起工作时，我们着重建立了解和信任

我们花6个月的时间完成培训。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在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训练工作方法，而是在共度周末中建立了解和信任。后来我们建立了中国分公司，在当地招聘了更多员工。现在，我们每天在操作项目时互相协作，这多亏了互联网，它使很多事情变为可能。

冈特·舒赫：“公司十周年庆出游，感谢他们让我更了解中国。”

观察者网：知乎上的外国人不少，但就我了解，像您这样坚持作答时政类问题的不多，大多是回答相对轻松的生活化的问题。

冈特·舒赫：在长期的咨询工作当中，教育内容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在公司内部培训员工、为客户提供咨询的时候，某种形式的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一直很喜欢这一点。几年前，我也曾在中国做过教育培训的副业。我曾在柏林斯泰恩拜斯大学做过MBA课程的演讲嘉宾，在上海同济大学，我也做过此类工作。当时我负责人际交往和创造力培养的研讨课，这些内容对传统的MBA或工程学来说是很好的补充。

从那时开始，在“得到”、“知乎”等中国网络平台上进行某种教育性工作的想法开始在我心里逐渐成形，这些平台可以帮助我接触到更多的受众。我选择了“知乎”，我开始有了一些粉丝，至今我已在上面回答了140多个问题。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适合回答怎样的问题（比如管理咨询、培养创造力等等）。我逐渐发现，当我谈论德国、欧洲、西方相关话题的时候，我的回答获得的关注度最高。具体内容包括学习外语、留学以及历史、政治、关于当下事件的评论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展望等等。

当我在德国《明镜》周刊读到“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遭拘捕”的报道时，我觉得这也许是个适合我说上两句的话题。我最初接触华为这家公司是在2001年，当时在德国还几乎没人听说过华为的名字。一位中国同事在知乎上邀请我回答与此事有关的一个问题，于是我就写下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