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区域内仍存在某些例外情况，如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日趋紧张的边境争端。然而，纵观全局，与十年前的地区格局相比，中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已实现质的飞跃，这种积极变化与区域各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构建的良性个人关系不谋而合。

中亚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代表之间磋商会议的增多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自2017年起，这些在中亚各国轮值举办的年度峰会已发展成为推动区域协作的核心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会议达成的共识并非总能立即转化为落地项目，但各国能够在不依赖俄罗斯、欧盟等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聚首共商区域发展蓝图，这本身就标志着中亚区域治理模式的重大突破。

回溯2016年之前的历史，区域内各国对话渠道匮乏，合作机制松散，地区协同举步维艰；而今，所有中亚国家均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意识与战略自信，区域认同感显著增强。

尤其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加速态势。这种日益高涨的区域协作热情源自各国深刻认识到：唯有通力合作，中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各国也在谋求战略自主，希望在维持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逐步降低对它的依赖。这种精心经营的区域团结与战略平衡，正是中亚各国避免沦为“战略棋局中被操控棋子”的关键屏障。更为重要的是，中亚国家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本质上跨越国界，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涉及水资源管理、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应对及区域安防等核心议题。

尽管具备构成中亚区域共同体的基础要素，但一种强有力的区域共同认同感仍然缺位，这一关键问题近年来再次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此外，中亚并非一个同质化地区，它包括讲突厥语的民族（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讲波斯语的族群（主要在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还有着不同的游牧和定居文化历史传统，且各国内部城乡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区域合作日益深化，且各国也重新认识到加强协作势在必行，但中亚地区距离实现欧盟式的一体化仍然遥遥无期。类似尝试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如1994年建立的中亚联盟（除土库曼斯坦外所有中亚国家均参与其中）。然而，由于正式成员和候选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内部争端，加之周边大国主导的多边机制迅速崛起，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和欧亚经济联盟（EAEU），这一区域一体化构想最终未能开花结果。

此后，受多重因素制约，中亚各国未能在制度化区域一体化道路上迈出决定性步伐。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在于，个别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权衡利弊后发现单一国家经济利益远超区域内部协作所能带来的红利。实践证明，参与外部大国主导的倡议，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或“一带一路”倡议（BRI），比构建纯中亚区域组织能够获得更为可观的战略收益。

因此，迄今为止，除了针对特定议题的功能性机构（如拯救咸海国际基金会，IFAS）外，中亚地区尚未形成类似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非洲联盟（AU）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区域性组织。

（一）中亚区域整合的新动向

近年来，以“C5+1”（五个中亚国家加一个国际伙伴）模式为主的区域协作平台蓬勃发展，成为促进中亚区域整合的重要机制。日本于2004年率先开创了这一创新外交模式与中亚地区展开全方位合作，随后包括美国、欧盟、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另外11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纷纷效仿，建立了类似的对话机制。

2024年，美国首次启动了“B5+1”商业论坛，作为“C5+1”的经济配套机制，旨在加速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平台对于促进与中亚国家之间以及中亚国家彼此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为共同挑战寻求区域性解决方案。

图二：中亚国家参与国际组织情况 准成员国：独联体（CIS） 观察员：突厥语国家组织（OTS）、欧亚经济联盟报告原文

大多数中亚国家致力于推行所谓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即这些国家愿意与尽可能多的国际伙伴发展合作关系。

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卓玛尔特·托卡耶夫（Kassym Jomart Tokayev）对这一理念做了很好的阐释，他强调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在“欧亚腹地实现各方共赢”而非卷入大国博弈，并愿意深化与所有周边邻国及其他有合作意愿国家的全方位关系。这种平衡多方、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绝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中亚独特地缘战略位置的必然选择——身处地缘政治环境，同时也是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传承。

然而，自2022年乌克兰冲突升级以来，这一政策在中亚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中亚国家既不愿意被迫选边站队，仅与某一大国或地缘政治集团结盟，也无意彻底疏远与俄罗斯这一传统伙伴的战略关系。中亚“多元平衡外交”的精髓在于：在国际关系中不树敌、不对抗，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同时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密切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其他伙伴提供的经济机遇。

欧盟—中亚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战略深化

纵观过去数十年，欧盟与中亚的互动关系已从最初的有限接触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贸易、能源、投资和发展援助领域。欧盟于1995年发布的《欧盟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关系》（The EU’s Relations with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of Central Asia）政策文件，首次系统阐述了其对中亚地区，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利益，标志着欧盟—中亚关系构建进程的正式启动。

欧盟—中亚关系发展的首个战略转折点出现在2001年，当时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并入侵阿富汗。北约联盟的西方军事力量获准使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设施开展针对塔利班的行动，而中亚国家则关注于保障自身边境安全。

恰是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奥地利率先发起了中亚边境管理计划（BOMCA），该计划后来被纳入欧盟框架体系，旨在强化中亚地区外部边境的安全态势。2002年欧盟发布了首个面向中亚的战略规划文件，重点关注提供技术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宏观金融拨款和贷款，承诺在五年期间每年投入5000万欧元。2005年，欧盟任命了首位中亚事务特别代表。

欧盟—中亚关系的第二个关键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the Andijan massacre）之后。该事件导致欧盟与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了战略疏远政策，包括中止军事援助在内的多项制裁措施。时任总统卡里莫夫（Karimov）亦随之调整外交方向，与西方国家保持距离，双边关系陷入长期紧张状态，直至2009年前欧盟逐步解除制裁措施。

欧盟与中亚关系的第三个，也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发生在2007年。当年，欧盟发布了首部区域战略文件——《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该文件将“安全与稳定利益”和“人权原则坚守”确立为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双重核心利益诉求。这一战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对中亚从早期的基础性接触转向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和深层次的区域参与模式。

2007年5月30日，欧盟通过《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官网文件截图

随后在2019年，欧盟对其中亚战略进行了全面更新。在其最新战略文件中，欧盟确立了对中亚的核心战略目标：“与中亚各国构建更加牢固且包容性的伙伴关系，推动该地区发展成为一个韧性更强、繁荣程度更高且经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的一体化空间”。实际上，促进区域合作是欧盟中亚政策的第三项关键优先事务，与其他战略目标相互交织。

欧盟于2023年精心制定了一份实施路线图，作为战略的配套行动指南。在这一总体战略架构下，欧盟根据地区发展变化有选择地强化了特定关键领域，当前尤其注重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议题，以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2022年2月无疑构成了欧盟—中亚关系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大转折点。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中亚国家再次成为欧盟关注焦点，被视为替代俄罗斯的潜在能源供应伙伴。自2022年以来，欧盟也越来越将中亚视为替代性运输通道。同时，欧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地区，通过深化参与帮助当地国家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尽管自1991年以来双方关系有所发展，但区域内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普遍认为欧盟对中亚的参与缺乏连贯性和持久性。

相比之下，俄罗斯、中国和土耳其等区域大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在中亚的稳定存在与影响力。此外，五个中亚国家的民众对欧盟及其倡议的了解仍然有限。直到2007年欧盟中亚战略出台后，欧盟才开始在该地区提高自身存在感。欧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致力于通过“积极且有针对性的传播战略，明确阐释其区域参与的战略逻辑，同时强调欧盟—中亚伙伴关系能为区域发展及其公民福祉带来的实质性机遇”，以期全面提升其在中亚的战略形象与影响力。

在双边关系层面，欧盟正与中亚各国积极推进加强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EPCAs），以替代此前规范双边关系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协定（PCAs）。这些新协定涵盖投资、能源、交通、教育等多领域合作。与哈萨克斯坦的EPCA（2020年）已获批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协定（2024年）已完成签署。

目前，欧盟与乌兹别克斯坦的EPCA正在准备签署阶段，与塔吉克斯坦的谈判仍在进行中，而与土库曼斯坦仅有一项临时贸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