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注定会对美国对外政策偏好产生深远影响。大洋彼岸的欧洲正为此发愁。

近期，《外交事务》刊发的《欧洲的美国问题》这篇文章，讲清楚了这一现状以及解决方案。微信公众号“法意观天下”翻译原文，观察者网转载，供读者参考。

【文/乔瓦娜·德梅奥、塞莉亚·贝林】

无论特朗普获胜还是失败，欧洲大陆都急需针对美国的新战略。

2024年2月，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于慕尼黑发表讲话，明确表示华盛顿对其北约盟国的承诺是“坚定的”。哈里斯如今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接替乔·拜登担任总统，人们普遍认为她将维持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并与欧洲盟友保持密切关系。

与此同时，她的竞争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也宣称，俄罗斯可以对任何国防虚弱的北约成员国“为所欲为”，这无异于向欧洲人宣告，他既不重视北约，也不重视美国的盟友。

不过，11月大选之后，关于美国对欧义务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就会有一方在华盛顿占据主导地位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人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每种结果的影响，希望成功找到一箭双雕的神奇公式。

然而，根据谁赢得选举来预想特定的意外情况，是极其不理智的做法。欧洲人必须集思广益，想清楚如何与明年的美国打交道。如果它们不形成统一战线，很可能会挑战美国作为它们盟友的角色，或者逼迫个体参与倡议，让美国继续介入欧洲事务，即使这些努力要以牺牲其他欧洲国家为代价。

无论2025年1月谁入主白宫，欧洲都需要一项兼顾全球政治、美国以及跨大西洋关系近期变化的战略计划。

这张图为9月10日哈里斯（右）和特朗普在美国费城参加电视辩论的视频直播画面。新华社

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兴趣正在减弱，而混乱的多极化却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支持紧缩政策和保护主义，美国政界人士似乎更关注中国而非俄罗斯。

特朗普接任的预想加剧了欧洲自2016年以来日益增长的担忧，当时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双重冲击使得人们对欧洲计划的效力及其主要盟友的可靠性萌生了怀疑。

过去几年，欧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建立政策框架来巩固中欧关系、强化在印太地区的目标，加强其经济和网络安全，并评估其战略和国防环境。

可以说，欧盟重新评估其与美国的关系，正当其时。无论11月发生什么，欧洲都需要界定其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集体利益，从而决定它的保护对象以及对美国的期望。

如果欧洲能围绕几个关键优先事项制定战略，比如与美国合作威慑俄罗斯并稳定中东，在美中竞争中捍卫欧洲繁荣和行动自由，以及与华盛顿合作应对全球挑战，那么，欧洲就可以在涉及美国的国际事务上发出强有力、连贯和统一的声音。欧洲需就一系列需推进和捍卫的利益达成共识，包括如何合理分担与美国的责任，这是欧洲避免内部对抗、应对美国政治不确定性的唯一途径。

前路波涛汹涌

对于跨大西洋关系来说，特朗普接任将是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结果。特朗普不认为美国和欧洲拥有共同的核心安全利益。相反，他认为欧洲正在利用美国来填补其安全空缺，这种观点使他不太可能维持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国防的大力支持政策。

特朗普一再表示，他将试图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即“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为此很可能会牺牲乌克兰的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特朗普的竞选伙伴、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一再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并主张将美国资源和注意力转向东亚。

因此，欧洲领导人担心特朗普上任将不可挽回地减少美国在欧洲的义务参与度，并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外的地区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

但这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华盛顿支持俄乌战争的热情正在减弱。美国武器库存的下降导致国会今年早些时候推迟向乌克兰运输武器，致使战场受损。舆论压力要求美国打破无休止战争的习惯，这种习惯曾经导致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混乱和协调不力，并可能导致美国做出类似的仓促决定，比如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持。

2023年2月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名抗议者手举标语在林肯纪念堂前参加集会。新华社

皮尤研究中心7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非常担心”或“极其担心”俄乌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年，42%的人认为这可能引发美国与俄罗斯发生战争。退一步讲，即使哈里斯在11月当选，对乌克兰的额外援助仍需要参议院批准，而参议院中占多数的共和党可能将面临“美国优先”派别的结构压力，从而拒绝此类援助。

尽管拜登政府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在团结欧洲对俄采取行动并促进跨大西洋团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华盛顿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中国。

拜登政府在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级官员和其他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之间大致保持了微妙的比例平衡，但后者的规模较前几届政府而言有所增加。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多地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贸易、技术和联盟。

此外，拜登政府的政策表明，在华盛顿，击败中国政府的目标优先于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经济关系或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现任政府实际上通过经典的工业和出口管制政策（包括《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延续并强化了特朗普曾经对中国的做法。这些立法为在美国生产绿色技术产品的公司提供了重大投资优势，鼓励欧洲生产商搬迁工厂，进而阻滞了欧洲扩大自身绿色产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