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是立场和份额，只是角度和位置：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

所以我想，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自己写一部好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怎么写？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强调“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搞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好像要在全球史里给中国争份额。确实，中国学界也往往有争份额的想法。我记得有一年，中国学者批判《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理由就是中国部分太少了，跟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讲“从中国出发”，只是要用中国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上给中国争份额，或者说按照中国立场来描述历史。

我这里特意给大家提及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像。大家看，这完全是西洋油画，是从一个西洋人的眼睛里看的乾隆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已经没有天朝大皇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从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现在，我们用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所创作的《乾隆皇帝朝服像》（图片来源：网络）

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在节目一开始的导言中就说了，全球太大，历史太长，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去看历史。所以历史学者要承认，我们只能从一个视角去看。我觉得，有时候历史学家有一种傲慢，觉得我描述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这是不对的。其实，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局限性，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也有局限性。这些年，我跟国外学者经常讨论全球史，比如美国学者杰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欧洲学者奥斯特哈默、日本学者羽田正，特别是羽田正，他是刚刚卸任的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我一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他马上会敏感地追问，你是不是要用中国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来重新叙述全球史？我说不是的，你一定要理解历史学者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只能从一个视角看，我承认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了解得太少，包括我们这个全球史的节目，也确实有我们的问题，比如说讲非洲很少，讲澳大利亚很少，讲南美也很少，是吧？我们确实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强调从中国出发，实际上是一个保持谦卑的态度。

第二，我们从中国的位置和视角来看全球史。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大利亚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的，我们可以共同构成全景历史。我在十几年前从北京来到上海，去提倡一个研究方向，叫作“从周边看中国”。

为什么要从周边看中国呢？过去传统中国有一个毛病，就是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想象自己的历史，没有对比，没有比较，总是通过自我想象来认识自己。到了近代以后，好不容易有了欧洲那一面镜子，然后从欧洲那面镜子来看自己。但是这还不够，如果从周边看，中国也许能从各个不同角度的镜子来看自己。理过发的人都知道，你前面看不着后脑勺，可是你要再拿一面镜子搁在后面，两个镜子相对，你就看到后脑勺了。如果有多面镜子前后左右照，你就把脑袋头发全都看清楚了。所以，从周边看中国，目的是要释放一种理解中国的方法。

可是，我这个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些日本、韩国学者反对，说凭什么我们是周边，而你是中心？你不就是中华帝国主义吗？我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解释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周边看日本，可以从周边看韩国。比如说韩国学者白永瑞，就主张双重周边视角，意思是我是你的周边，你是我的周边。我说我不反对，从周边看中国，也从周边看韩国，这不矛盾。所以，我们说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我们只是很谦虚地说，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式理解和认识的偏差。比如说，中国人说“东”，是朝鲜，是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的是太平洋对岸；我们看到的“西”，是中亚、西亚、两河流域、欧洲甚至美洲。可是，人家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中东、远东，那我们就在老远老远的东边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全球史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一个被全球共同接受的全球史。这个绝不是我们有中国中心的立场，如果我们有中国中心的立场，那就像英国人马丁·雅克说的，全球史里就要写郑和发现全世界，郑和开启了大航海的时代。可是，我在第六季的结语里反复讲，我们并不把郑和当作全球史的开端，因为郑和主要是宣扬天朝国威，他不是把这个异国文化交流和物质互相依赖当作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承认麦哲伦、哥伦布，他们才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价值，而是站在中国的位置和角度去看历史。

第三，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也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的经验和习惯，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才有亲切感，怎么讲历史才能被接受和理解？比如说，我们讲白银贸易，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15世纪以后是一个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儿。如果我们去讨论西班牙人怎么样在美洲去开采白银，可能中国听众听了会觉得遥远和陌生，所以我们选择从江口沉银开始讲起，就是因为中国听众这样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近，我们能够理解。大家知道，江口沉银是最近几年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情，传说中张献忠失败以后退到大渡河那边儿去，然后把大量的银子沉在江底，这原本只是个传说。可是，现在考古发掘真的在江底发现大量的银子，你从这儿讲过去，就知道在晚明的时候白银有多重要；再从这儿往上讲就知道，晚明用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再追溯上去，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开采的白银，以及从日本运过来的白银有多重要，可以换回多少商品到欧洲去，这样你就可以讲得更清楚。也许，中国听众这样听了就有兴趣。

张献忠江口沉银科考成功（图片来源：网络）

我觉得，对中国学界来说，全球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们这六季的节目做完了，我们也一直在反思。

第一，全球史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占主流的还是贸易、移民、疾病和气候、战争、宗教传播，但是，传统历史学里占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政治史该怎么处理？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战争移民造成了全球之合，政治制度、国家管理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全球之分，怎么样融合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史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史里如何容纳国家和政治，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第二，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怎么样更好地涵盖各区域、各文明、各族群的叙述。刚才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不是去争份额，可是过去的世界史确实有欧洲中心主义、近代中心主义，现在的全球史能够避免这种偏重和忽略吗？我们现在看各种全球史仍然是以各大文明来分配叙述份额的，可是历史史料有多少，决定了全球史叙述里的份额有多少。因为有些地方文字资料、考古资料不足，你就没法讲。比如说，早期印度的印度文明，除了吠陀、佛教与印度教，讲的不够怎么办？又比如说，波斯帝国，我们很多学者拿波斯帝国跟传统中国相比较，可是波斯帝国的史料很多是来自后来的叙述，尤其是欧洲人的叙述，这就把欧洲人理解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带进来了。怎么办呢？这种全球史叙述上的不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意识到的第二个麻烦。

第三，新文化史当然是现在历史学的显学，依赖“文化”这个概念，避免了国家、政治、制度这种因素，也避免了进步、落后这样一些判断。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全球史整体地勾勒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和大脉络？我们现在叙述全球史，不希望把它叙述成为一个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历史。但怎么样通过这些东西来看一个整体？全球史到底要不要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

6.不是结论的结论：面对全球史，中国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的理解。这个节目我们做了三年，做完后我们有很多感受。

第一，我觉得，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宏大而广阔的全球史领域都要谦卑地面对，要明白自己的知识太少，我们真的知识太少。

第二，每一个历史学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全球联系的新发现面前，也要懂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不断有新发现在挑战我们的常识。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给抹杀掉，因为事实上有可能新发现在不断地对传统说法进行挑战。

第三，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广阔的全球史图景中，都要小心地淡化自己“族群”或“国家”的傲慢，不要把自己当作“天朝”“上国”或“中心”。中国历来有一种非常固执的中心观，就是觉得自己是天朝，自己是泱泱大国，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心之国。事实上就像那个传教士艾儒略说的那样，“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地球是一个圆的，哪里都是中心，更何况地球有五大洲，中国只是地处其中一洲中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包罗万象、漫无边际、可以笼罩全球的一个中心国家。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用一句老话讲，风水轮流转，要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不要仅仅从我们这个立场、价值来看全球史，那就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球史，那就不对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三年来，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实不只是给听众知识，也给我们自己很多感受。通过这三年的全球史节目制作，我们学到了很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反省。说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的进展缓慢与基础薄弱，实际上是感到很焦虑的。现在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全球史叙述，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安慰，好歹我们做了一部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全球史。

葛兆光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理想国出品，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