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现在在上海，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草头，可草头是什么东西？最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古代打仗，马是最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比如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好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来泡，泡烂了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的这个草头。你如果回头想，原来就连这个草头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

酒香草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写的《中国伊朗编》。他就讲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到中国来，比如说像黄瓜，当然还包括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来的。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多少的物品、人员、药物、商品，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个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方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就非常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联系，也要讲它们之间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形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所以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斯宾格勒和亨廷顿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个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奥巴马于白宫，细观看典型的西方式世界地图（图片来源：网络）

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个统一的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那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现在写历史的时候，要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倒着去写这个历史？可是，这个说法是有矛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外兴安岭我们要不要写？它也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历史我们要不要写？它也曾经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而不是一千一百五十万平方千米呢？或者我们说，有的时候中原王朝很小，那我们要不要按照小中国的疆域来写历史呢？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一个很难办的地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不光是中国，也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问题。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是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单线”“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台湾学者王明珂，他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比如四川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比如，山底下住的是汉人，那山坡上的是什么人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再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那些是野蛮人；可是再上面那些人呢？也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再再上面的那些人才野蛮，才是羌人。很多族群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东西。

最后，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同一”、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的“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的方式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背后都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谁更进步、更文明、更强大，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往往把历史切割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要发动战争。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教宗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角逐。说到蒙古大军，自然又涉及中国这边的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死掉。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割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第一张将中国绘于世界中心的世界地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

下面我要讲的是：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究竟怎么样？

我记得2018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抽空去弗莱堡，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见面。他有一个19世纪史三部曲（《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大家可以找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书。据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住院的时候，看的就是奥斯特哈默的书。奥斯特哈默跟我谈全球史的时候，突然拿出三本书，我现在还记得两本，一本是陈旭麓先生的书，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书。他拿来给我看，说我觉得你们这两本书都很好，可是这些内容怎样能够融入全球史，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呢？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奥斯特哈默他虽然也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他毕竟不是纯粹做中国史的。可是，他给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关注，他们反而对我们有很多关注，而且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如何进入全球史。

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关注全球史。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理论就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了，也有很多人介绍过。比如：2005年，《学术研究》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名为《全球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的文章；2013年，权威期刊《历史研究》还发表了一组关于全球史的笔谈；到了2014年，也有人写论文特别强烈地呼吁，要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也就是提倡全球史的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召开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分会场就是在讨论全球史里的中国。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讨论理论，讨论全球史应该怎么研究，可是就没有去尝试写一部中国的全球史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世界史就是这两套：一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老师周一良（1913—2001）先生和吴于廑（1913—1993）先生，他们两人在“文革”以前编的四卷本的《世界通史》，这是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中国人写的世界史。在“文革”以后，吴于廑先生又跟齐世荣（1926—2015）先生合编了《世界史》六卷本，也是属于非常权威的世界通史。特别是齐世荣先生，因为齐世荣先生后来当过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他的学生刘新成接着他当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一直在提倡全球史。

可我的问题是，讲了那么多全球史，怎么自己不写一本呢？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说的多做的少呢？好像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老是停留在空谈理论，但全球史还没写出来。可是，事实上对于国外的世界史或全球史，我们已经介绍得够多的了。比如说，开创全球史研究的几部著作，像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像雷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此外，个案的，像玛乔丽·谢弗的《胡椒的全球史》，连胡椒都被写进了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白瓷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可惜都是外国人写的。但至今国内没有一部全球史，更没有一本从中国出发，从中国角度、中国眼光、中国位置出发的全球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的初衷。

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的全球史写作和叙述，也面临困难。

简单地说，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我们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家，视野、知识和训练都不足。我前天讲，现在真是“术业有专攻”，我们做中国史的人，世界史的知识水准大概相当于大学本科生，可是做世界史的人呢？说老实话，他的中国史知识大概也只相当于大学本科生。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奥斯特哈默那样，把很多知识融在一起。

当年周一良先生为什么能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先生，应该也算我的老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周一良先生推荐给北大学报，使得我作为第一个本科生在“文革”后的北大学报发表论文。可是大家知道，周一良先生可以做世界史研究，以中国史的学者身份来做世界史研究，是因为他从小学日文，后来学英文，在清华的毕业论文写日本史，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还学了梵文去研究唐代密宗，在“二战”中还教美军日语。此外，他做中古中国史研究，又是中国最好的中古史专家之一，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世界史研究。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得很开，中国史和世界史还分别是一级学科，如此这般，历史知识就更加专门而狭窄。世界史做得很好的，他们的中国史怎么样呢？中国史做得很好的，对世界史又知道多少呢？我曾经考过我的博士生，让他们把环南海的各个国家闭着眼睛一个一个数出来，基本没有一个数得出来的。所以问题很大。我有一年跟何芳川先生一起在香港城市大学上课，何芳川先生是做世界史的，他原来当过北大副校长，2006年就去世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儿上课，他听我的课，我听他的课，听完了都叹气。我说我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听你的这个课，真觉得自己世界史够差的。他说一样，他是做世界史研究的，听这个中国史的课，也觉得他中国史的水平太差了。可何芳川是中国史大家何兹全先生的公子，他都觉得自己的中国史知识不够，那么别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很难写全球史，因为世界史跟中国史分家了，两边儿的视野、知识、训练都不足。

第二个困难，因为有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史是很薄弱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学界有多少了解。中国历史学界里中国史占了绝对主流，中国史强大得不得了，而且研究中国史的人向来瞧不起研究世界史的，觉得研究世界史的人就是编译，就是拿别人的二手材料来编，但实际上世界史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做中国史研究的人不了解世界史，说实在话，中国史研究也做不好。

第三个困难是，因为过去有非常固执的历史叙事束缚，挣脱不掉。我们过去有一整套的历史叙述方法，它很强大，但是非常不适合讲联系的全球史。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为主轴的近代历史观，还是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观，还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观，其实都不理想。一直到现在，我们看世界史，还在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可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已经出版九十多年了，世界已经变化得很厉害了，学术界也变化得很厉害了，这个世界史向全球史的转化，已经成了大趋势。

大家都看到了，近十年来世界史、全球史和外国史出版都很热，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知道这些年确实书出了很多。我这里列了一些非常好的书，像理想国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就非常好，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全球史》和《全球通史》也非常好。东方出版中心的《企鹅全球史》也非常值得一看。有趣的是，它也来凑全球史的热点，其实企鹅这套书，严格地说它翻译过来应该叫《企鹅世界史》，不应该叫《企鹅全球史》，可是把它翻成全球史，显然就是觉得全球史很热。那么像理想国的M系列，社科文献甲骨文的一些书，三联书店的《波斯帝国史》，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上海三联书店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书，包括刚才我提到的19世纪史三部曲。

那么，为什么外国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著作那么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受关注的书，有几点是很有聚焦性的，比如大家关心的就是文明如何变成野蛮、民主如何变成专制。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史，就是大正到昭和的日本史，和纳粹时期的德国史，翻译的特别多。还有大家也都关注到世界并不只是中国，各个地方都有文明，那么文明会不会冲突，这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讲异域文明的书也很好卖。大家有没有注意，近些年，我们评的十大好书也好，二十大好书也好，很多都是翻译的，中国原创的这一类好书很少。

因此，中国的问题就是，翻译的历史书那么多、那么热，可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