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兆光】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从2019年6月开始，历时两年半，现在已经全部播完了。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为什么要“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自己写的全球史；第二，在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全球史里，还没有一部是从中国出发或者说以中国人的眼睛来看的全球史；第三，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摸索中，我们还有很多遗憾，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是“设想”。

1.引言：从三星堆猜想说起

首先，我想从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2021年3月份，中央电视台对三星堆发掘做现场直播。在中国，以国家电视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报道一个遗址发掘，用那么大的力量，背后一定有它的背景和目的。这我们不去管它。

但是，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里，过去出土的像立人铜像、青铜纵目面具，还有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跟过去中原核心区域的殷商、西周遗址出土的物品很不一样。或者说，确实有非常多的意外，包括这个祭祀坑里出土的象牙之类，我们也确实觉得蛮有意思的。

2021年12月5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展出新出土文物，图为新出土的黄金面具（局部）

我简单介绍一下三星堆。大家可能不很清楚的是，实际上三星堆发掘最早也是有外国人参加的。1934年，有一个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的人，他那时候在华西，跟中国人林名均合作，就已经发现一些他们觉得很震撼的东西。后来到了1958年又继续发掘，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当然，真正命名为三星堆，并且特别重视起来，是1980至1981年。到了1986年，第一号、第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很奇怪的青铜器，这才轰动起来。

问题是，三星堆文化该怎么定义？它到底是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的分支，还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川这个地方是很奇怪的，我一直对云贵川这个所谓西南夷的地方很好奇，就是说，是不是它可能跟中原联系不那么密切，反而跟域外有些地方互动较多。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史记》里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边有四川的邛竹杖，还有蜀布。所以，张骞就向汉武帝提出来，说可能从四川到印度另外有一条通路，所以汉武帝曾派了四个使团通过云南，寻找去印度的道路。当然这四个使团没完成任务，最后无功而返。但是这恰恰就说明，西汉时候，甚至更早，四川这个地方跟缅甸、印度可能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会不会导致四川文化可能跟中原的不太一样呢？

大家如果去过眉山，可能会知道彭山崖墓有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像，考古学家说这比中原的还要早，那为什么在四川那么早出现佛像呢？它是否不是从中亚西域传过来的呢？所以，学界有西南丝绸之路的说法。据说，西南丝绸之路是通过两条道：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道、始阳道往云南，经哀牢到南方；另一条从宜宾出发，经过僰道到朱提，再往大理、永昌。大家都知道，从四川到云南，经缅甸、印度这条路，跟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它的山脉像横断山是南北向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江也是南北向的，跟中国其他地方山川的东西向都不一样。

因此，沿着后来所谓茶马古道，还有再后来史迪威公路这样的路，可能都是南北向通向外面的。所以有人断定说，四川这个地方很早很早就跟西面、跟南面有关系。还有一个事情可以提一提，大家可能没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蔗糖史》。《蔗糖史》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蔗糖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传说在中唐时期有一个来四川的外来和尚叫邹和尚，是他把高明的制糖技术带到中国，而制糖技术印度最厉害。因此，从对外联系上看，西南包括四川总是有一些跟中原不一样的地方。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多有关三星堆的内容，其实是想说，当人们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有媒体，其实都有两种判断前提。大家都知道费孝通讲“多元一体”，但是，究竟主要是多元还是一体？有一种判断前提，是关注重心在“一体”。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仅独立发展，还有很多分支，巴蜀就是一个分支，这是一种。但还有另一种，关注重心在“多元”，强调多元是说这个族群、这个文化从各方而来，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不断交融、交错、融汇而成。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讲“多元一体”。

1990年，费孝通发明这个概念很了不起，他把矛盾冲突的内涵纳入同一概念。但事实上，毕竟这只是理论，中国历史学界始终是有两面的：一面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独立性、包容性和笼罩性，用后来的“中华民族”回溯历史；另外一种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外来性和融汇性，而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三星堆发掘给全球史或者说给历史学界一个最大的冲击或启迪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考虑这些问题：在历史过程中，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到底有多少不知道，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和移动是否估计得太低。

很明显，三星堆引起的争论或议论，无论内行还是外行，很多人心里最关心的是，三星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跟西亚有关系？是不是和南亚有关系？你看那个权杖原来从来没有过，它跟西亚北非的权杖有没有关系？你看这个面具好像不像我们传统华夏的东西，它是不是受外来的影响？所以，三星堆的发掘，不管结论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启迪我们，可能全球早期联系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少，全球各地之间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联系，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这就和全球史有关系了。

2.全球早就彼此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其实，全球早就彼此有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大家都知道“历史”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另一个意思就是曾经被记录下来的事儿。如果没被记录下来，难道就没有历史吗？实际上是有的。

顺便说一下，最近这二三十年，国际学界或者说国际考古学界很热门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的一个叫恰塔胡由克的遗址，也叫加泰古丘。这个遗址有多早呢？我们想都想不到，它离现在有九千二百年到八千四百年。我们感慨它的精美程度，它的发达程度好像比我们过去想的都要发达。

加泰土丘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城市占地6公顷。由紧紧靠在一起的1000座房屋组成，没有街道（图片来源：网络）

九千年前的东西，怎么会这么精美这么发达？比如有一座雕像，一位女性的两只手按着两个猎豹。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所谓的女神像，比如红山文化的孕中女神像，但那个太粗糙了，而加泰古丘的这个雕像很精美，简直让我们想不到九千年前这里的文化有多发达。有学者就说，加泰古丘的发掘给现在的历史学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不是中亚、东亚、北非甚至欧洲很多文化，都跟西亚、土耳其、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地带有很大关系？

因为没有证据，我们不敢说，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都证明，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是不少。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里，我们谈到小麦是从西亚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沿着北方草原过来的，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在西安出土的一个西周墓里，有一个带有螺旋形动物图像的放在车上的青铜制品，居然跟公元前1000年伊朗的一个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马头上的青铜饰品几乎一样。在山西，曲村—天马的晋侯墓里出土的玛瑙玉石珠串，跟草原上游牧民族早期墓葬里发现的珠串也是非常像。美国学者班宗华（Rechard Barnhart）在1999年曾经说过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广州南越王（卒于公元前122年，大概与张骞、司马迁同时代）的陵墓中，有一个波斯风格的银盒，跟出土于今土耳其一带、公元前700年建造的佛里吉亚（Phrygia）国王迈达斯（Midas）墓中的器皿风格相似；还有一个波斯—希腊风格的角状玉杯，跟希腊、伊朗同时代的玉器风格也相同。所以，他说有关早期东西方的路径和编年，是未来中国考古最令人兴奋的故事之一。

如果你看这些零零星星的证据，你就可以注意到一点，我们现在可能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移动的能力以及那个时代技术与知识传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