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正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75]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地理大发现就是康德理性进步的历史现实。诚如韩国学者金容九所说，“至于无主地的概念，其前提就是由于土著人是野蛮人，因此并不具备保有财产权的法律能力”。[76]殖民主义者对野蛮人的态度不就是康德对羊的态度？这里不仅包括海权国家对于印第安人，也包括俄国人对于中亚人的态度：自18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采取了种种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个别哈萨克首领一旦宣誓臣服于俄，俄国即宣称其土地与人民皆属于俄，而对其征税和征取乌拉差役，敲诈勒索，日甚一日。[77]

另外，霍渥斯（H. H. Howorth）曾指出：“俄国在侵略中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攫取领土的手段，就是先让那里的民族臣服于俄国，让这些臣服了的民族去抢占领土……考夫曼还向希瓦汗国提出：沙皇的臣民到了哪里，俄国即在那里进行统治。于是，俄属哈萨克人所到之处，如新河、阿克察库耳、布坎山以及从克孜勒·库姆到新河伊尔基拜的所有道路，都被认为是属于俄国的了……”[78]

俄国人的扩张方式符合欧洲内部的主权国家原则吗？看来地理大发现不只是大航海的事情，也与俄国东扩息息相关。施米特所说的肆意掠夺和占有“自由真空领域”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美洲、非洲，同样也出现在欧亚大陆的腹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未必没有相似的形而上学品格。

《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nry Hoyle Howorth

郭嵩焘曾说过：“近年英、法、美、德诸大国角力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79]上古三代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简单类比，竟让彼时一干洋务派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以为西洋诸国不过“癣疥之患，犹可以信义笼络之”。殊不察“国际法意味着欧洲‘大国’乃至‘基督教世界’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保护上述世界的贸易、旅行乃至传教自由的一种法律秩序”。80只不过到了19世纪，上述“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区分变成“文明”与“野蛮”的区分。

恐怕正是由于对西方近代占有权观念的糊涂，李鸿章、郭嵩焘们竟在阿古柏伪政权行将覆亡之际，仍听信英国人的哄骗，一再上奏朝廷要求放弃南疆。[81]不知出使英伦的郭氏是否了解，那个被英国媒体讥笑为“哈甫色维来意斯里得”（half-civilized）的波斯，长期以来遭到英、俄两国的轮流出卖，几无信义可言。

在西姆斯笔下，欧洲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欧洲边缘国家围绕欧洲中心控制权的尔虞我诈的斗争史。我们不难发现，神圣罗马这个欧洲中心，连同巴尔干、尼罗河下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印度、中国这一系列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竟然变成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到底谁才是中心，谁才是边缘？

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描绘了古代草原游牧文明和内陆农耕文明的斗争史，就颠倒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他区别中心与边缘的标准不再是自然秩序和文化的向心力，毋宁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这是一次马基雅维利式的颠倒。

时至今日，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麦金德、马汉等人在中国学界受到了空前的礼遇。然而，中国倘要建立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不能停留在对外政策的高度。她需要在文明史的视角上把业已颠倒的中心-边缘关系再倒转回来。惟其如此，才能说我们真正超越了陆权-海权的二元论。

1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8页。

2［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188页。

3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39， p. 404.

4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 403。中译本参见［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5、503页。

5［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3页。

6［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参见［英］罗杰·克劳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44页。

8［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 亨利八世的前妻凯瑟琳系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早在13年前，即1519年，亨利八世就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角逐，并败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

10［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于宝林、杨冰皓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11［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第32页。

1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列传第一百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456页。

13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8册，《列传第一百五十五》，第11477页。

14参见［英］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译后记，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页。

15参见张艳璐：《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5页。遗憾的是，目前尚未见到我国学者对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专题研究。

16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

17Labanov Rostovsky：Russia and Asi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p. 147，转引自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18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19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6—637页。

20［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1［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22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23参见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24［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第224页。

25［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第7、9页。

26参见Henry Rawlinson：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John Murray， 1875， pp. 146-147。

27Charles Marvin：The Russians at the Gates of Hear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5， p. 49.

28［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3页。

29［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引言，第2页。

30［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0页。

31“波希墨特”和“利维坦”的典故分别出自《旧约·约伯记》第40、41章。上帝创造了一个形同河马的庞然大物称霸陆地，又创造出一个类似鳄鱼的巨大怪兽统治海洋。霍布斯曾经用这两个怪兽作为书名，分别论述内战状态和统治状态。然而，施米特用二者隐喻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本文在施米特的意义上使用这对术语。参见［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7页。

32［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第250—251页。

33［美］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亚洲问题》，载［美］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附录，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

34［英］麦金德：《1919年1月25日发生在法国外交部的事件的札记》，载［英］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附录，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80页。另见［英］哈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35麦金德：《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英］哈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附录二，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176页。

36［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序言，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6页。

37［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38参见刘小枫：《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

39另一个与之有关的例子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学生包令（Bowring John），此人充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急先锋。

40［美］艾伦·沃尔夫：《合法性的限度——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沈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7页。卡尔·施米特对于这种两重性另有深刻的判断，二者分别基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议会制与强调公意（general will）同一性的民主制。马克斯·韦伯设计《魏玛宪法》的初衷在于协调这二重性，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恰恰在于没能处理好二者的矛盾。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状况》，载［德］卡尔·施米特：《政治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220页。

41［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前言，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2［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25页。

43［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144页。

44［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朱雁冰译，载［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45［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朱雁冰译，载［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308页。

46参见［美］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亚洲问题》，载［美］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附录，第515页。

47［英］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3页。

48［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第37页。

49［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43页。

50［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43—44页。

51［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第62—63页。

52［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法》，第69页。

53［英］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第32页。

54［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7页。

55［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第26页。

56［德］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5页。

57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5版。

58［德］卡尔·施米特、什克尔：《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卢白羽译，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魏朝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59［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57页。

60参见［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1［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57页。

62［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64页。

63相关论述，参见刘小枫：《约阿希姆的“属灵理智”与“历史终结”论》，载《海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64［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66页。

65歌词翻译，引自百度百科“如果战争在明天”词条。

66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著名理论：只有走进极权主义政党的内部才能打败它。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精英也一度流行过“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信条。

67参见Karl Haushofer， “Why Geopolitik？” in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Gearóid？London and New York：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 pp. 33-35。豪斯霍费尔发表此文时，纳粹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他的联盟设想不复存在，但其理论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

68［俄］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第164—165页。

69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1页。

70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页。

71［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9页。

72［英］洛克：《政府论（下篇）——论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73例如某些西方学者不清楚古人眼里的自然与技艺的关系远不同于今人，却断定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存在巨大的逻辑矛盾，以为霍布斯完胜亚里士多德。参见David Keyt， “Three Fundamental Theorems in Aristotle’ s Politics”， Phronesis， Vol. 32， No. 1（1987）。

74［德］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载［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8页。

75参见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pp. 38-39。

76［韩］金容九：《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权赫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77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第223页。

78霍渥斯：《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3册，第950页，转引自王治来：《中亚通史·近代卷》，第306页。考夫曼，时任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在中亚素有“半个沙皇”之称，清代史料有译作“高甫满”。

79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1页。

80［韩］金容九：《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第18页。

81参见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