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的未来：拜登击败了特朗普，但美国民主的状况仍然悬而未决

界面新闻：《身份政治》这本书是2018年出版的，那时特朗普刚当选总统不久，英国脱欧也仍在扯皮，全球范围内的民粹运动此起彼伏。但现在三年过去，情势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例如刚刚组建了新政府的德国，得票最多的仍是中间派政党，民粹政党遭遇了惨败，选举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是财富分配、而非移民。美国也有类似的趋势，拜登上台后的政策多聚焦于提振经济。与四五年前相比，民粹政党的声浪似乎下去了，或者至少不再能构成主要的威胁。你是否同意这个观察？这是否意味着身份政治或将进入一个低潮期？

福山：第一，不同民主国家的处境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做得更好一些。我认为德国是其中做得最成功的，它维系了某种支持温和的政策与政党政治的共识，使局面相对可控，尽管民粹主义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

北欧的情况也相似，包括你所在的荷兰。移民问题在这些国家尚处于潜伏期，要是再来一场难民危机——我想这几乎无法避免——中东的动荡以及非洲的人口压力将会促使大量的非欧洲、非白人移民前往欧洲，这个问题不可能轻易打发掉。

美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应当指出，拜登确实击败了特朗普，使他未能连任。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的身后代表了大约30%至35%的美国选民——他们的支持在大选结束后并未消退。其中很多人还相信大选中存在舞弊现象、拜登并非合法的总统。我想美国民主的状况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起码还不像德国那样稳定。

第二，我认为我们无法再回归20世纪的那种阶级政治。不平等仍然是个问题，社会保障的规模大小以及福利国家依旧是重要的议题，但如果你审视一下引发当今欧洲人愤怒的原因，便会发现他们的关切集中在疫苗、反对政府在防疫中的某些强制措施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这类问题上。这些因素很难被整合到经典的20世纪分析框架当中去——它只是简单地以阶级为基础，另外贫富差距也和各国反疫苗运动的强势没有什么关系。它们的源头可能在别处，比如在心理方面。

界面新闻：你在新一期的《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提出，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大体上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终结。在你看来，身份政治在其中是否扮演了某种角色？它对于美国以及西方民主又有怎样的意义？

福山：身份政治确实对阿富汗产生了影响。我的意思是，它并不真正是一个国家， 而是不同的部落与族群团体的聚合，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叫阿富汗的国家里，但却更加忠于自己特殊的族群身份。这一地区之所以如此难以统治，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另外，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也意味着足以掌控全局的单一化中央集权体制在当地很难立足。

你的提问实际上和阿富汗关系不大，它是关于美国身份的。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并不涉及什么根本性的身份问题。我想那更多是拜登政府的战略决策，他们意识到了这场漫长的干预乃是一个错误。它花了过多的时间、资源以及注意力在全国性的政府上，另外美国也还有别的重要的对外政策议题需要处理。

在我看来，美国的霸权只存在了20年左右，也就是1989年到2008年前后。这一时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权力的分布非常不平衡。美国的防务开支比全世界加起来都还要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且这种世界格局在美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里也是不存在的。美国在多数时候都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存在着别的强国，而各国之间的权力也是相对均衡的。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崛起，而欧盟作为一个阵营而言也更趋团结，我们正在回归那个更自然的、更多极化的世界——我不认为美国的身份认同依赖于它是世界第一强权这一点。美国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其它一些原则，例如民主、具备强有力的法治的宪政国家等，我认为这些才是美国身份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远高于“拥有比别国更强的军力”之类。

2019年，福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表演讲。摄 | 王磬

界面新闻：美国只要坚持善治就可以做一个好国、并不需要做世界第一强国，这种提法在美国存在共识吗？

福山：公允地讲，美国——不用回顾全部的美国历史，从20世纪早期开始说起就好，直到那个时间点美国都一直是相对孤立的，对全球政治介入不多，但随着一战的推进，它开始对欧洲事务施加不小的影响，后来又延伸到全球政治。今天，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的确是显赫的，毕竟它拥有许多的盟友。美国是北约的主要成员国，但其实最重要的北约成员国都在欧洲，而美国也分别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签订了防务条约。

我希望论证的是，扮演如此重要的国际角色以及结下这么多的盟友，在美国的历史上并非常态。这些都是1945年以后才落实的。对此美国人已经有过争议，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都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愿意支持如此庞大的国际联盟架构，特朗普在这方面的态度就很鲜明。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花这么多钱来支持美国的盟友，但我觉得他这些不过是门外汉的见解。

对于“美国应当践行一系列支持其盟友的国际责任”这一点，两党的共识还是相当稳固的。我不认为它必然会成为一个事关身份认同的问题。那或许只是政策性的问题，即美国如何最好地界定其利益，以及它究竟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国际事务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利益，但这与美国人对自己的根本认识并无多少关联。

界面新闻：你还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未来最关键的并不主要是外交政策，而在于美国如何处理来自国内的挑战。拜登政府治下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福山：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左右派或者说民主党与共和党如今都陷入了极化的境地。这使得治理变得万分困难，两党会在诸如年度预算这种相对琐碎的议题上意气用事，产生许多非理性的分歧。我认为这种内部的分歧也延伸到了对外政策上，因为其它国家都注意到美国的两党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共识似乎不够强有力，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原则上可以诉诸美国国内的政治程序解决，但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我认为这一弱点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存在。

界面新闻：今年已经是全球在疫情中困顿的第二年了，超过500万人失去了生命。不少欧美国家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招致了批评，例如反应迟缓、时有失灵。在你看来，西方政府防疫失败的根源是什么？

福山：这样大而化之地概括西方各国政府恐有不妥。有些国家做得很差，但也有做得比较好的。例如总体上而言，绝大多数北欧国家、德国、奥地利和新西兰的疫情都不算轻微，但它们控制得也都相当不错。有些国家甚至还好到出乎我的意料。

意大利为什么在疫情爆发的早期表现得如此不佳？我认为那只是运气太差了，病毒的传播非常快，超出一般人的预期，必须迅速采取隔离措施，以及执行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后来的疫情就要和缓一些，他们在全民接种疫苗以及在较后面阶段的管控上都还有不错的表现。

防疫表现最差的国家都是由民粹主义领导人当权的，我要专门提一下其中的三个。一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二是博索纳罗治下的巴西，三是奥布拉多治下的墨西哥。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承认病毒给社会带来的威胁，因而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美国，情况还没有预期的那么坏，因为许多公共卫生方面的权力不是由总统来行使的，它分属于50个不同的州。加州的反应相对快速，比其它各州的表现都要好，其它州基本上是一团糟。全局上看，美国没有聚焦于防疫的全国性政府，许多民粹主义者对政府也不信任，结果就成了这样。他们认为政府已经被精英操控，逐渐脱离群众，这导致了许多非常糟糕的回应。许多国家的反疫苗风潮背后就是这种心态。但民主国家没法像非民主国家那样执行防疫。这一差别的根源，无非是民主国家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对政府权力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但即便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同民主国家的防疫表现还是各不相同的。

界面新闻：影响各国防疫表现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福山：主要有三个。首先要看一国之内的社会信任程度。人们是否相信政府在绝大多数时候的作为都是正确的？在这个领域，中国以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做得不错，国家和政府都比较受尊重，这种现象在西方就很少见；另外还有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信任，如果人们彼此猜疑，诸如佩戴口罩之类的必要防范措施便难以贯彻下去。总之横向与纵向的信任都很重要。

第二个因素显然是国家能力。在许多穷国，医生、医院和护士都是短缺的。它们也没有能够广泛开展疫苗接种的基础设施。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些能力，那就无法化解公共卫生的紧急状况。

最后一个因素是我们刚才谈到过的，也就是领导力。如果一国的领袖缺乏魄力，或者已经腐化，再或者信奉一些疯狂的东西，那情况就不妙了。

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各国抗疫成绩的差异。此外还要考虑地理因素。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岛屿上，那就很容易管控人员的进出，但如果你的国家边境线极为漫长并且与多个国家接壤，那就麻烦得多。但我认为前述的三个方面——信任、国家能力和领导力——仍是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