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弗朗西斯•福山】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战争、侵略、金融危机还是流行病引起的国家紧急状态，往往都是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时候。当政治体制亟须改革时，它们却被卡住了，制度安排的羁绊不允许它们解决自身问题。要让人们认识到他们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话，需要巨大的外部冲击，且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摆脱困局。

大萧条时期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1929年，大萧条始于股市崩盘。许多美国人仍然相信赫伯特•胡佛等领导人所信奉的“灵丹妙药”——美国需要财政紧缩和稳健的货币来重启增长——直到1931年爆发银行业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失业率超过20%，还导致全国各地的企业倒闭。直接结果是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这也促使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现代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福山在《美国利益》网站发文《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

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2020年发生。特朗普努力淡化这场危机，且未能尽早采取保护措施比如扩大检测，导致了大量死亡以及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其规模堪比1930年代。当国际需要合作应对一场不区分国界的大流行时，美国连表面上的全球领导地位都已放弃。要理性应对这场危机，就得把当前的领导团队换成更负责任、更让人放心的领导，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到那时，长期政策改革的形势可能会明朗起来，比如建立真正的全民医疗体系，改革我们选举制度的不平等，建立新的国际制度来应对未来的危机。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这种乐观情况真的能实现，但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不会实现。我们的问题根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的两种结构性失衡，我曾经在其它场合称之为政治衰败。

第一个失衡是美国的制衡制度。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联邦、州和地方）之间广泛分配权力。这些对权力的制约使出现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最日常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的许多制度规定都写入了《宪法》，比如选举团制度。与其他民主宪法相比，我们的规定极难修改。

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这种制衡制度对决策而言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因为第二个失衡，即过去20年出现的高度政治极化，这种制度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极化有许多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政党重组开始，许多白人选民转向共和党，少数族裔进入民主党，而且大城市群和更多农村地区之间开始出现社会分裂。加上我们的政治制衡制度，两极分化已经引发过政治停摆，甚至连年度预算法案在国会无法通过这样的事也会发生。

近年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无法做成一些事反而是好事。许多特朗普总统威胁说要采取的行动，如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或修建他的边境墙，已被法院或国会阻止。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美国联邦制允许加州或纽约州等州州长可以不听命于华盛顿方面领导单独采取行动。

在理想的世界里，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本来可以是美国人抛开分歧、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机会，正如“疫情如战争”所比喻的那样。在通过2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济法案上，确实有两党合作。但总体而言，这场大流行已经加深了政治极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更糟。

从一开始对各种事件的诠释上就存在着尖锐的党派分歧。特朗普总统在1月、2月一直试图将疫情的重要性淡化至最低，还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病毒会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只是呼应了大批保守派评论员，他们谴责媒体制造恐慌，并坚持认为新冠肺炎病毒并不比流感可怕。即使特朗普在三月中旬转而开始严肃对待这种疾病，保守派仍继续攻击像安东尼•福奇这样的公共卫生专家。随着经济的恶化，他们开始主张迅速解除“居家令”、重返工作岗位。自由派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强调专业医学知识的必要性，并推动政府加强对扩大检测和医疗物资等事宜的干预。

目前争论的方向转为解除隔离的方式和时间。许多州的保守派已经开始动员起来，抗议他们所在州的封锁令，这让人想起茶党早期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期间逐渐壮大。自由派人士虽然不否认恢复经济的重要性，但倾向于敦促人们继续保持谨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发生了巨大转变，有一天他还在说希望各位州长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开放他们所在的州；后来又说如果大家觉得规矩太严，鼓励抗议者以实际行动违背他们州长的命令，

关于这种疾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首当其冲就是从长远来看到底要保持多远的社交距离才能把握好疫情防控。在一个不那么极化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对此作出判断。如果没有尽早宣布封锁令——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或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或者参加反对锁措施的集会者大批感染新冠肺炎，那么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亦然：如果提前开放的某州或某国，没有出现新增病例突然上升，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犯了过度谨慎的错。

但是，有很多原因说明新证据无法得到公正分析，因为目前党派政治是优先考虑要素。11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无疑会让当前的分歧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之所以消极抗疫主要是担心疫情和经济崩溃会缩窄他的赢面，而民主党人则在其中看到特朗普总统存在巨大脆弱性。两党都有许多人在评判他们到底相信怎样才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但是，这些判断越来越受到另一个掩盖理性解释的因素所影响，那就是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