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庄蕴菲】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岌岌可危。75年前，在美国的协助下，一个囊括了盟国、组织机构和基准规范的世界体系诞生了，而该体系如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自由世界内部的压力有越来越严重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威权主义；而面对好战的俄罗斯以及崛起的中国，自由世界的外部压力也不断攀升。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还有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培育之下空前的经济繁荣与和平。

我们应该保护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但问题在于怎么做？有些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主张：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继续向前，今日的困境总会过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自身有足够的韧性能够继续存活（Keep calm and carry on, today’s difficulties will pass,and the order is resilient enough to survive them）。而另一些人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他们坚持认为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大力重申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优点，并直面来自外部的挑战（the best response is to vigorously reaffirm the order’s virtues and confront its external challengers）。他们认为，大胆的、带有丘吉尔做派的行动（例如把更多美国军队送往叙利亚、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以驱逐亲俄势力）将会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重现繁荣。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成功得益于规范和制度（the norms and institutions），只有在这两方面双倍下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才能获得拯救。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们企图把这样的挑战刻画成自由主义国家与对现状不满的专制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前者力图保持现状，而后者则想要修正它。然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们已经遗忘的是，25年来，自由主义国家为自身打造了这套国际秩序，但秩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了某种修正主义——大力输出民主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按照目前危机的程度来看，保持一成不变并不可取，最好的应对方式是让自由主义秩序向保守转型。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该继续在新领域宣扬自由主义，而是应该巩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经攻下的城池。

美国大战略之争历来要么是收缩，要么是野心扩张。而保守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第三条谨慎而明智的道路：维护好已经攻下的城池，尽可能降低出现损失的可能性（a prudent option that seeks to preserve what has been won and minimize the chances that more will be lost）。从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的其他选择都堪称是某种冒险的实验：解除历史悠久的盟友关系、解散历史悠久的组织或机构，这是一个极端；进一步增强美国国力并输出美国价值观，这是另一个极端。在这个时代，大国政治重回舞台，支持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实力相对减弱，因此更为冒险。

美国政府及其自由主义盟友们是时候准备好长期与其他非自由主义强国竞争共存了，是时候维系好现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拉拢新的国家了，是时候停下对民主事业的对外宣传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拥护者们可能会抵触这一转变，认为这是投降之举。其实恰恰相反，保守主义是保住美国以及其盟友国际地位的最好办法，甚至他们一手打造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将因此得以保全。

修正主义秩序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创建了一系列机构、规范以及制度来打造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有些人称这个秩序不过是个虚构出来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这个秩序是一个鲜活的、呼吸的体系，它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面貌。它之所以由美国主导，原因在于，其建立的基础是美国霸权：美国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防止地域竞争，美国军事力量保障开放的全球贸易得以无碍进行。这个秩序是自由的，因为提供支持的政府几乎都用行动制定了经济、人权和政治方面的自由规范。这秩序大于美国政府和美国政策本身，因为美国和一群意气相投而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而这项秩序的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独立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秩序一直在不断扩张。在二战刚结束的日子里，其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职能也不断增加，并成功地将西德和日本两个崛起的强国纳入麾下。这些国家支持自由主义，并与美国合作打造安保政策。这些国家服从秩序，早在中国被赋予“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称号之前，他们早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随着冷战的开始，除西德之外，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也纷纷加入北约。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翻了一番。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核心经济组织都扩展了其成员国。

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急剧扩张了其覆盖范围。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国力尚弱，美国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中心，享有遥遥领先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断扩大这个世界体系。在亚太地区，美国将其军事安保承诺扩大至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以及其他地区盟友。在欧洲，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不断增加，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不断扩大并深化，影响力远远超出欧洲版图。欧盟发展其“邻国政策”以加强国土安全、促进繁荣，同时在亚欧地区、中东以及北非推行自由主义。北约在阿富汗、亚丁湾以及利比亚也开展了军事任务。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一切就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推进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当然，正因为自由主义秩序的活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才能发展成更为稳定且制度更完善的的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才能继续其壮志满满的和平议程。而这种活力获得了自由主义以及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大力支持。

最有争议的一点在于，部分变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这是。在“国家保护责任”的号召之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激进分子开始推行对国际法律的强化，他们希望国家能为如何处理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担负起责任。如北约这样强大的安全组织以及国际货币组织这样有力的经济组织都纷纷响应号召，为传播人权自由、信息自由、市场和政治自由投入了一份力量。

宣扬民主这一崭新议题开始在美国大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克林顿总统提出“扩大民主”，布什总统推行“自由议程”。美国及其同盟国持续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援。后者在资助下建立了民间组织，并在全球推行民主政治。这一举措打破了国家公共事务与私人活动之间的界限。比如，美国纳税人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担费用，后者是一个非盈利组织，致力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宣扬自由、民主与人权。参与别国内政并不新鲜，不寻常之处在于这些活动的开放性和有组织性。正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在1991年的访谈中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25年前，美国国家情报局（CIA）大部分已经在暗地里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