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俄罗斯内部的反恐形势也有所变化。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面临车臣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聚居地区的分离主义威胁，当时塔利班曾经承认车臣事实上的独立。而现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威胁已被明显削弱，暴力冲突也得到控制。中亚地区面对的主要跨境安全威胁来源也已经变成了“伊斯兰国”，后者跟塔利班相比，有更强的跨国扩张的冲动，而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也是斗争关系。

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不与塔利班发生官方接触”这个原则有所松动。在2015年前后，塔利班向莫斯科保证，它将在对俄罗斯来说特别敏感的阿富汗北部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也为这一任务向塔利班提供支持，包括情报。这已经成为此后双方关系的一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为反塔利班联盟提供帮助，近期俄罗斯没有再给阿富汗政府提供武器。2021年8月3日，俄罗斯政府阿富汗特使扎米尔·卡布洛夫甚至明确表示，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是受欢迎的，因为这将有助于取代“伊斯兰国”和那里的其他敌对团体。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加尼总统放弃了权力，而俄罗斯的大使馆并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一样撤离喀布尔，俄罗斯政府也宣布不会干涉塔利班夺权。

除了在是否参加反对塔利班国际联盟、是否向现在的阿富汗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等问题上立场的悄然改变，俄罗斯也开始更加积极地扮演阿富汗问题调停者的角色。2018年，俄罗斯利用第二次莫斯科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的机会，促成了塔利班与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的首次对话（所谓的“莫斯科模式”），那也是塔利班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论坛。近期，塔利班领导人也已经请求俄方协助与阿富汗北部潘杰希尔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希望通过俄罗斯向潘杰希尔人民传达和解的政治信号。目前俄罗斯在积极推进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扩大的三驾马车”（俄罗斯、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发挥作用，推动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扩大的三驾马车”的目的是与塔利班就未来阿富汗局势展开谈判，并不是重复当年的反塔利班国际联盟的作用。

目前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是不急于撤销对塔利班武装的“恐怖组织”定性，也不急于承认塔利班政府是阿富汗合法政府。俄外长拉夫罗夫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支持阿富汗展开有包容性的全国对话，让所有政治、民族和宗教团体参与”，在此基础上在阿富汗形成包容性的过渡机构，作为阿富汗局势正常化的重要起点。当下，只要保证恐怖主义力量不向中亚和俄罗斯蔓延、美国力量不在该地区长期存在，俄罗斯就不会直接干预塔利班在国内的政策，但对于阿富汗国内政局发生进一步变化保持警惕状态；同时和中亚国家一道，对于阿富汗可能对外渗透的安全威胁做好准备。近期，俄罗斯加大了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与中亚国家的军事行动协调。2021年8月以来，俄罗斯参加了和中亚国家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包括模拟阿富汗安全隐患外溢的情景。

当地时间2021年8月10日，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联合军事演习在塔境内的哈布-迈登训练场持续举行。@人民视觉

在此过程中，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撤军是其阿富汗政策的彻底失败，批评美国“打碎一切，转身走人”是祸乱周边国家安全的不负责任做法。相形之下，当年苏军撤离至少保留了一个相对有秩序、体面的收场，苏军撤出之后留下的阿富汗政府也至少还维持了几年的统治，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崩盘，这与美国宣布撤军后的阿富汗加尼政府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行动的评价，也反映出俄罗斯与西方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和国际冲突解决方法之间的固有分歧。在扮演国际冲突谈判调解者和中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方法还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一般尊重所在地的合法政权。这样的调解做法，有些专家称之为“胁迫性调解”：谈判和胁迫性军事行动紧密关联。冲突管理被认为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平是由较强的一方强加的。胁迫性调解需要使用武力（直接或通过武装代理人），但武力与外交举措同和平谈判同时展开，往往能在短期内取得遏制冲突升级的效果。这样的调停方法已经在叙利亚、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利比亚等国家得到应用。在这些国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冲突解决方法与美国和西方的方法在进行竞争。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巴以冲突、也门冲突等其他案例中，冲突各方也明确有意邀请俄罗斯调停或者加入冲突和解过程。由此，美国阿富汗撤军“失败”的结论对俄罗斯来说有额外价值，更好地说明了俄罗斯冲突解决方案的相对优势。

（四）阿富汗问题为中俄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

崔珩：2021年8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普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离间中国和俄罗斯的正确之路”，建议从七个方面分化瓦解中俄关系。随后，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卢基扬诺夫发表文章回应库普乾的观点。卢基扬诺夫认为库普乾的观点基于狭隘的地缘政治理论，所谓的分化中俄策略缺乏现实和历史的依据。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基础成为一个热议话题。世界大变局的时代，特别是围绕着阿富汗问题的大国博弈，能够为我们思考中俄关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冯绍雷：值得提一句，库普乾在近20年前所写的《美国时代的终结》曾轰动一时。但当时库普乾的看法是，无论是崛起中的中国还是伊斯兰世界，都不是挑战美国的敌人。他认为，美国的真正对手是当时处于热火朝天的一体化过程中的欧盟。可见，美国精英阶层的思想也在变。

至于，无论是主张从意识形态立场打压中俄，还是库普乾式的主张以非意识形态方式来分化中俄，都忽略了一个在中俄与欧美之间的带有根本性的区别：中俄对以往封闭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深刻反思，同时在自主性前提下，既维护主权稳定，又学习民主与市场。这种包容开放、同时又谨慎前行的立场，比起美国与其盟友一味固守自以为是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坚持以武力威慑、政权更替等手法推广自己的观念与制度，显然要棋高一着。这是中俄伙伴关系难以撼动的关键所在。阿富汗变局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合作机会。

再补充一句，这位库普乾，不仅是当年的看法与今天不一样，而且，也正是他几个月前与理查德·哈斯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主张今天的国际秩序构建应该仿效1814年的维也纳体系，也即，不论国内体制如何差异，在大国间要奉行“协同”。此种观点一时间激起了巨大的国际争议，特别是遭受了奉行意识形态路线的西方舆论的反对。可见，即使是同一位学者，尽管发表了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言论，但是他也有着诸多其他还是值得听一听的主张。对此，我们应该学会分门别类地加以对待，而不是简单化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