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换句话说，这一切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是的，中国和印度是间接受益者，但美国受益最大。

《侧面》：但这其中还有一个细节问题：美国不仅削弱了俄罗斯，将欧洲与自己捆绑在一起，而且还花钱支持基辅政权。美国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却无底洞地为乌克兰注入资金，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些钱去解决自身问题的。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用于支持乌克兰的资金对于美国而言是相当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美国拨出一万多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役，甚至更多用于伊拉克战役。而这只是用于军事行动的直接开支。与此相比，2022年投入在乌克兰的资金——约200亿美元，即使我们从2014年算起，再多加220亿美元——这点钱与美国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换句话说，美国通过相对较少的支出，削弱了俄罗斯的部分军事潜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形势造成了系统性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非常成功的投资。

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引发欧洲强烈不满。

《侧面》：这还没算上将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卖给欧洲，以及欧洲公司迁移到美国。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此外，当人们都在谈论工业生产从欧洲流向美国时，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直接投资于建立工业基础设施的外资流出欧洲，还有证券投资的流出。大型投资基金和银行正在从欧洲证券转向美国证券。美国公司，包括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巨头和军事工业综合体，正在借机增加其资本化。

粗略来看，从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流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资金将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笔巨大的利润！在这一方面，美国做得十分巧妙。而欧洲通过破坏与俄罗斯的关系，破灭了实现自身“战略自主”的希望。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就不对关于“对乌克兰的开支的合理性”进行辩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必然会为此争论，尤其是在选举前夕。顺便提一下，美国人在结束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役之后，才开始制造乌克兰危机。当然，由此腾出的资金，他们不仅用于支持基辅政权上，还用于军事研究与发展上——陆军、海军、空军和战略“核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接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制定外交和军事政策，以减小俄罗斯和中国的主动权空间。

《侧面》：既然您提到了中国，请您告诉我：他们对我们在乌克兰的行动有什么看法？中国人理解我们的行动还是对此十分生气？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中国人对我们十分友好，但他们尽量不对特别军事行动做出任何评价，而是定期呼吁各方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同时，他们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俄乌冲突，对其进行分析并试图尽可能多地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一直在研究俄罗斯在制裁下的生活经验，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美国的下一个目标，美国的整个武器库可能将被用来对付中国。事实上，中国已经受到了技术限制，西方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施加压力，限制其进行出口管制等等。

此外，中国密切关注着其他各国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的反应。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如果中国决定从经济手段转向军事手段，那么通过观察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形势所获得的信息，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宝贵的。

顺便提一句，如果北京当局发起对台行动时，俄罗斯将如何表现？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我认为，俄罗斯的反应将和中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反应一样务实。因为中国目前给予我们的所有政治和外交支持，是用俄罗斯给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给的优惠，以及给中国公司开辟俄罗斯市场的机会换来的。

《侧面》：我不认为中国在国际上支持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的优惠。中国一直都了解我们与西方冲突的核心是什么。中国人也在他们的内部网络空间中传播我们的话语。在中国电视新闻中，没有人会谈论类似“俄罗斯的侵略”的东西。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是的，中国在这方面与印度不同：印度媒体很少报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危机和特别军事行动的观点。很遗憾，大多数印度媒体都在转述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内容。这是非常可悲的，特别是考虑到在最高政治层面，印度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加入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印度企业正在努力扩大与俄罗斯伙伴的合作，有时甚至冒着被制裁的风险。但印度的普通人民要么不了解围绕着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要么通过盎格鲁-撒克逊媒体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冲突。有时，印度也会将自己的问题延伸到这场冲突中，认为乌克兰之于俄罗斯就像巴基斯坦之于印度。但总体而言，印度民众无法获取到足够的信息。

印度外长苏杰生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图自FT

《侧面》：在最近的“普里马科夫读书会”上，有个十分明显的现象：许多专家来自亚洲，包括印度，但只有少数来自西方。这和交通不便或意识形态问题有关吗？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交通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有几位来自欧洲的朋友和一位来自美国的勇士来参加了读书会。他们有些人只能在伊斯坦布尔转机，有些人在阿布扎比转机。因此，有了意愿，就能实现目标。另一方面，许多曾经与我们正常交流互动的西方专家，由于政治原因拒绝前来。

《侧面》：他们拒绝的时候是如何解释的？“该死的，我们不想再和你们来往了”还是“我们很想来，但您也明白……”？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是的，是的，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很想来，但您也明白，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有些人提到他们大学或研究中心的管理层不会批准这样的出行，有些人提到可能会与他们的资助人产生纷争，等等。大多数人都提到，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去参加普里马科夫读书会，他们会因此而失去资金。

而且，如果他们来了之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公开发言——他们只能重复西方所接受的陈词滥调，否则就会面临上级的责备和国内同事的谴责。

但印度、土耳其、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论坛的大多数客人都来自这些地方——来自18个国家的50多人。我们与普里马科夫中心和戈尔恰科夫基金会一起举办的“普里马科夫读书会”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了。

《侧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缺少什么样的专家？对于现在正在选择专业的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费奥多尔·沃伊托洛夫斯基：作为一个找寻和雇用青年人才的机构负责人，我将以雇主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研究东南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专家，也非常需要掌握后苏联国家语言的国际专家。我们仍然欢迎掌握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的专家。

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研究美国和欧洲的专家，但坦白讲，我们国家掌握英语的人确实比掌握稀缺语言的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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