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时，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我们常提的“供给侧”和“新常态”都是翻译来的，中西方在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本文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演讲稿。】

非常荣幸今天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的第十七次讲座，感谢孔丹董事长和各位来宾。我讲的题目是“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与互动”，它既是思想方面的比较和互动，也是现实经济上的比较与互动，但我今天下午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在思想方面。

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日益深度地参与“全球化”，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比如，大家现在常用的“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术语，本身是来自于翻译，但其在中国政策实践的内涵则在不断的变化演进之中。

我将先跟大家简单地讨论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关于西方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陷入“长期停滞”的理论和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Romer）对当前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并解读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从“供给侧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到“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并重”的转变。这个解读可能是有争议的：到底有没有转变？从官方正式的表述来看，措词是比较微妙的。我的解读纯属个人意见。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Larry Summers

接着，我将在理论上和大家探讨一个观点：所谓“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以芝加哥大学卢卡斯为代表的学派实际上陷入了“组合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而我们当前需要的恰恰是反过来寻求微观经济学的宏观基础。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改革”词频，2015年11月之前完全没有这个词，它是2015年11月以后才开始有的，并且于2016年3月达到高峰。如果我们仔细查文献的话，可能最早是刘鹤去年11月份在广东省一个调研里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

在百度指数中搜索“供给侧”三个字，也是去年11月之前没有，从去年11月以后开始出现，于今年3月达到高峰。“供给侧”（supply side）英文里的“side”翻译成“侧”，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现实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思想上中国政策话语也“全球化”了。

“供给侧”一词既然是翻译，就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的《经济学人》今年2月份的杂志封面就叫“Reagan’s Chinese echo”（“里根的中国回声”）。而今年5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明确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他的大意是：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履行减税，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以稳定物价。主要缺陷是只重视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主要政策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他当时用了“供给侧改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一个说法。

习主席明确地说“供给侧改革”不是里根的回声，但是“供给侧改革”的确是翻译过来的词，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入地了解我们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我个人猜测，它可能来自于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所提出的宏观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方案。

今年9月初在杭州召开了G20峰会，中国首次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在2008年以前只有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有了首脑峰会。所以，它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这次中国高度重视G20峰会。G20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没有一个常设秘书处。所以，主席国对会议议程的设置有比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