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些年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探讨中美关系时的一个常见术语，其对应的现实是中美双边关系复杂多变，尤其是美方，在竞争的同时期待两国“负责任地管控竞争”，既要筑起“小院高墙”，又不得不与中国在众多领域依存合作，体现在行为上，如一边扩大制裁名单，一边安排高级官员访华。

中美互动如何摆脱一些思维困境？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又将给中美关系增添哪些不确定性？近日，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北京对话”联合创始人李世默，在北京进行了一场有关中美关系的深度对话。‍‍‍‍‍‍‍‍‍

李世默：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非常激烈且全方位的竞争。格雷厄姆，你创造了一个人人都在使用的术语——“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在10月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也用了这个词。我们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吗？还是在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格雷厄姆·艾利森：谢谢你。我于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后，很多人引用，但习近平是第一个引用这一概念的大国领导人。他认为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并非必然，我非常同意。实际上，我们有必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一名中方官员向我解释的，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中国知道，旧的大国关系模式经常演变为我所描述的竞争关系。

在过去500年间，我们看到了16次“修昔底德陷阱”，其中12次以战争告终，4次没有爆发战争。因此，战争是可避免的，但总体风险也很高。我们现在重视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风险，是因为历史提醒我们，这种挑战有严峻性。因此，如果一切照旧，外交照旧，就会导致历史重现；如果中美真的发生战争，对两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做得更多且更好。

李世默：如果修昔底德看到中美关系现状，且愿意帮助我们避免战争，他会给美国和中国分别提出什么建议？

格雷厄姆·艾利森：他会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符合剧本，中国的表现符合传统新兴大国的样子，美国的表现符合传统守成强国的样子，双方正在加速朝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冲突的方向发展。我曾于2017年在《注定一战》这本书中写道，中美关系可能“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当然，这是假设双边关系按照当前轨迹继续发展。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提到，他曾试图分析雅典和斯巴达竞争的过程，以便了解双方所犯的错误，能够让未来的政治家做得更好。

面对中美矛盾，我认为习近平和拜登都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这充满复杂性。中美一方面经历着历史上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又在很多方面存在利益关系，需要互相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这两个方面将中美关系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拽。因此，对于具有战略想象力的领导人来说，如何为这一矛盾关系制定管理框架是具有挑战性的。这正是习近平和拜登在旧金山试图做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的第一步做得很好。

崔天凯：如果修昔底德今天还活着，他应该不希望看到人类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不过，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例如，两国元首在巴厘岛和旧金山举行了建设性的会晤，他们彼此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此外，高级官员们也在相互沟通。也许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很多共识，但双方都越来越愿意更多了解对方，试图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希望我们能继续向前推进。我始终认为，摆脱或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走出一条新路。

李世默：多年来，我一直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前几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国会上说，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全社会的竞争，我当时感到震惊。但经过最近几年，我认为他说的对，事实就是如此，这一思维也蔓延到了中国。

当下，即使是过去只追求利润而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现在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中美竞争。我们如何摆脱这一状况？光是通过两国领导人对话，是无法解决困境的。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再次强调中美关系存在无法回避的复杂性。两国为了各自的生存都必须避免一场可能演变成核战争的大战。我们能否生存下去，取决于双方的合作，这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合作推动力。当然，还有气候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生物圈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可能使彼此无法居住。我们的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关系很紧密，民间来往也很多。因此，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气候大会上，年轻的气候活动家参加示威游行。（图/联合国新闻）

接下来的问题是，两国政府能否找到一种可以将合作具体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高度的不信任和甚至敌对性认知；另一方面，中国的贡献也很突出，如去年太阳能电池板装机量超过美国25年来的装机总量，从而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创造了更适合生存的气候环境，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因此，我们需要妥善处理这一复杂性。

李世默：不幸的是，最坏的结局有时会发生，双方同归于尽。你提出的气候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生产最便宜的太阳能设备和电动汽车，然而欧美的态度似乎是“我们宁可不解决气候问题，也不买中国产品”。

格雷厄姆·艾利森：（前）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会优先考虑气候问题，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会优先考虑美国生产商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成员可能面临失业。美国政治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考虑，取决于这一行业的政治重要性，以及工会的相对重要性。

过去30年间，两国产业对比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中国制造业微乎其微，现在变成了所有大规模制造产品的第一生产国。美国正在经历较为痛苦的调整，尤其是这一调整对乡镇造成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