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是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追求，然而，包含在共和制中的民主原则，是政治体系中一粒更善于吸收养分的种子，它在后来茁壮成长，并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成为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枝干成分。非代议形式的民主成分在政治体系中分量的不断加重，是当代美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们频繁以“美国的民主”为傲的依据所在，但当下美国的政党极化、政治撕裂现象的愈演愈烈，不能不说也与美国政治体系中民主对共和“东风压倒西风”密切相关。

在共和转向民主的过程中，去区分间接选举与直接选举在本质上的不同，已没有多大必要，早期间接选举的制度设计，所遵循的“人民主权”原则，就已经蕴含了走向直接选举的演化结果，原因无它，“选举”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认识到公民权利在义理上的存在，就必然会不断在制度上对它提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民主成分占据主导地位后，当代意义的选举，多数时候已经不仅指向票选，而且指向民众意志的直接表达，因此，选举已经具有平民主义的内涵，而不再是以往的精英之治。

以推举平衡选举？

在美国，总统是主权代表者之一，而且在 19 世纪经历了行政权的扩张后，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处于最为关键的位置。主权者的功能和权力是决断，1811—1845 年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约瑟夫 • 斯托里说，“最大意义上的主权意味着最高的、绝对的、不能控制的权力，绝对的统治权”，（15）正因为主权的绝对性和最高权威性质，产生一个既有能力又在道德水准上合乎众意的总统，在美国因此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然而，从美国来看，很多时候并没有做到。

从表象来看，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人，不仅不能保证就是“良品”，而且出现“非良品”的概率还不小，民主机制可能选出无论在道德还是在个人能力上都不称职的总统。不仅美国如此，美国之外也不罕见，比如菲律宾和乌克兰都有过电影或喜剧演员当选总统的情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也一直不太高，尤其是乌克兰最近的几任总统，皆有贪污腐化渎职之行，在职期间国家治理则是一团糟。

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为何会不可靠？在于选举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德智均不良的人，有可能因善于迎合民众不断变幻的意愿而当选。汉密尔顿曾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卑劣权力的本事，哗众取宠的小动作，可能把一个人抬到单独一州的最高荣誉地位。”（16）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在州长选举，在任何选举过程中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总统选举。

也因于此，他又特意做了进一步阐明：“共和制度的原则，要求接受社会委托管理其事务的人，能够体察社会意志，并据以规范本人行为；但并不要求无条件顺应人民群众的一切突发激情或一时冲动，因为这些很可能是由那些善于迎合人民偏见而实则出卖其利益的人所阴谋煽动的。”（17）

汉密尔顿所担忧的这种情况，在以往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并没有经常发生，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时代，尽管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异化，但政治家操纵全民舆论的能力还是受到很多限制，选举过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精英群体的掌控。然而，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善，一些新技术特别是网络和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总统候选人通过新兴媒介影响舆论进而当选的空间不断增大，无论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是现总统特朗普，都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这也使得精英政治一步步退场，大众政治日渐走上前台。在“精英民主”让位于“大众民主”后，个别善于调动民众情绪的政治精英在更大范围内引导舆论走向也成为可能。

美国女星泰勒斯威夫特高调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

选举出不合适的政治领导者，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大的麻烦，会加剧政治撕裂，造成既有政治体系的紊乱。麦迪逊曾十分担忧“党争”，认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18）

麦迪逊所担心出现的场景，正是当下的美国政治现实，特朗普当政这几年来，美国的政党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看人而不看政见的政治站队现象也越发显眼。还须注意的是，选举人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质已成为直接选举的总统竞选，有可能出现获得选民票数少者反而得胜的情况，这背离了“民主多数”原则，更是会助长政治撕裂。

对直接民主和选举政治所带来的政治混乱现象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加剧，笔者近年尝试使用中国两个传统概念“道统”和“治统”来予以解释，认为以民主为主要指标的对政治合法性的过度强调，所带来的问题，是“治统”僭越“道统”、工具取代价值，导致国家发生方向性迷失。而所谓道统，乃是一套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稳定价值理念和判别政治合理性的尺度。（19）

这样的政治是有时间感并能够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治，但在高度发达的选举民主制度下，“人民主权”的具体落实，会因“人民”意志的不确定性，而使“主权”成为一个丧失稳定的原则、飘忽不定的意志，这样的政治没有时间感，因此也是没有“道统”的。换成西方政治学的词汇，则是以往曾有一定历史规定性的公民间的契约，变成了“人民”对政治不断变幻的临时安排，代际契约被替换成了一个个没有前后传承关系的同代短期契约。

以往的美国政治是有“道统”的，尽管它并不完善，然而，民主手段的过度使用，却已在瓦解美国政治中本就有欠缺的“道统”。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选举出不称职的主权代理者，其麻烦还在于，当这个主权者不称职时，一般情况下还只能等待他的任期结束时，才能更换他，而不能随时更换，想弹劾换掉也是很不容易的。专栏作家爱德华 • 卢斯如是说：“我们已经麻木了。特朗普极不适合当总统，但显然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让一个德不配位、智不称职的领导者长期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

特朗普的不靠谱，也使人要去想一个问题：美国总统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选出才是恰当的？换言之，代表一个国家且实质行使权力的主权者，该如何产生？在普遍舍弃了王位继承制度的“现代”世界，实际上，无非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就是选举，另一种则是推举。主权者一般情况下无法通过由某一机构直接任命的方式产生，而推举可能有多种形式，使用排除法，凡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都可认为是推举。

在 19 世纪上半叶民主运动之前，美国政治中盛行的乃是精英选择，不仅总统的产生具有推举性质，而且其他官员也大多是推举出来的，比如众议员和州长，就都是由立法机关推选。（20）实际上，直至今日，虽然美国总统已转变为实质上的直接选举产生，但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其产生仍有很强的推举性质。

以英国为例，最高领导者之外的政治性职位，比如议员，是直接选举产生，但日常实质扮演主权者角色的首相，并非由英国民众投票选出，而是由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领袖自然出任。英国政党领袖的产生，以往决定于议会党投票，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历了重要变革，扩大了党内民主。比如保守党领袖，过去主要是由保守党议会成员投票决定，等于在贤能中选贤能，实质上是推举；而在 1998 年后改为党员投票选举，属于直接选举，在这个环节体现的是全体党员的意志；然而，对参与党的领袖竞选的人，又是由议会党通过投票，把领袖人选缩减到两名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党员根据一人一票制的原则投票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过不了议会党这一关，没有政治精英群体的认可，也就没有了参加党首竞选的资格。工党领袖同样也已改为党员直选产生，但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议会，领袖职位空缺，必须得到 12.5% 的议员支持才可以参加领袖职位的角逐。

德国的情况类似，实际履行主权者角色的总理并非直接由人民，而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获胜的多数党领袖成为总理的不二人选。不仅如此，德国实行两票制选举制度：第一票用于选出选民所在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并根据简单多数原则，由获得选票最多的人当选，联邦议院598 名议员中的半数即 299 名议员通过这一方式产生；第二票用于选举政党，各党获得第二票的多少将决定其在联邦议院中拥有席位的比例，对该党能否上台执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就是说，德国的议员选举也并非遵循直接民主原则，其“第二票”设置，为政党在自己的“小圈子”进行内部的精英式“秘密”操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一制度设计，有利于减小民主政治的不确定性，但不足在于，从现实表现看，它在德国已沦为政党分肥机制，并没有真正起到挑选精英的效果。

英国和德国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并不忽视民主因素，但又并不完全信赖选举，而是推举与选举相结合。在进入选举环节之前，为候选政治领导人设置的推举环节，实际上是一种资格审查，由于是从贤能中选贤能，它其实是为选举创造了一个过滤机制，最大限度地将德能不佳者挡在了参选政治领导人的门外。

从现实表现来看，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国家领导者，在德能上表现都不佳的概率，比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者要小得多。欧洲国家就很难出现特朗普式人物，当前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被人称作“英国特朗普”，但这两人的差别其实非常之大，后者虽不怎么遵守成规，却也并非谎言成性，私德也未见多大欠缺，而且，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逊毕业于牛津大学，曾是个“学霸”，以博闻多识见著，他的很多表现都符合英国传统的达人形象。

除资格审查外，为保障推选出来的主权者称职，“议会民主制”国家对罢免主权者，设置了相对易于操作的程度，在认为首相或总理不称职时，议员可通过不信任投票随时罢免，这比起美国通过弹劾罢免总统，机制上要顺畅得多。当然，一般来说，只要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的优势没有丧失，不信任投票的场景就很难出现。主权者的权力虽然具有绝对性，但其绝对性是有边界和限度的，在国家由法律、惯例、非常时刻的应急需要等所规范的范围内，可以对国家事务做出决断，超出这个范围的任意“决断”，是非法和没有正当性的，正如让 • 博丹（Jean Bodin）在论主权时所说，君主应当遵守自己所订立的法律。主权者不遵守由其订立的法律或不能履行职位要求时，就需要有相关的约束机制来予以监督。伊朗的宗教精神领袖是事实上的主权者，并不是由民众或伊斯兰信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专家委员会小范围选举——实际上是推举产生。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专家委员会还拥有弹劾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虽然这种情况在伊朗还并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