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晚间，上海接获外地疫情流调通报后，紧急关闭迪斯尼乐园，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公安、应急、卫生、通信、市容、交通等部门人力物力部署，午夜前的几个小时，即完成园区内上万游客核酸采样与疏散，在更外围，总计三万多周末到访的游客，也均在当晚落实了核酸检测，这样在传统行政事务流转机制下不可思议的效率，体现出上海浦东新区在“一网统管”上积累的强大能力。

从“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主动而高效地处置城市突发事件，离不开上海城市治理数字化体系与能力的沉淀积累。首创于浦东新区的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城运中心），被华为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为“划时代”的创举。

恰巧，就在几天前的10月27日，《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正式对外公布。这篇涵盖政府治理、产业发展和社会运行诸领域议题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上海的转型实践，不仅在国内堪称标杆示范，相当程度上也具有世界性意义。

这一实践的过程及意义，值得被见证。

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城市数字化，还曾是一个主要由美国人所定义的领域。

2008年11月6日，时任IBM总裁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出席纽约外交关系协会活动，发表题为《智慧星球，下一个领导力议程》（A Smarter Planet: The Next Leadership Agenda）的演讲，正式推出IBM策划已久的“智慧星球”商业概念，通过其后异常成功的全球传播公关，很快演变为“智慧城市”这一政府治理乃至生活方式数字化的标志性概念，IBM所提出的3i（感知、交联、智能）等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其后林林总总的智慧城市技术架构。

“智慧城市”声势之大，已堪与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媲美，俨然又将是一个美国官产学界合力推动并主导的全球性议程。

跋涉在转型中途的IBM，对这一市场寄予厚望，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智能设施和系统集成需求高达每年上千亿美元，而蓝色巨人，无疑将凭借先发优势占有其中显眼的份额。

美国地产商盖尔国际承包建设的韩国仁川松岛新城，也迎着这股东风迅速蹿红，与思科等合作伙伴一道，将之包装为智慧城市的全球样板，公司创始人斯坦·盖尔热情展望，仅仅在中国，就可以移植松岛新城蓝图，建设500个智慧城市。

尽管并没有分享到其预计的“红利”，但盖尔公司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规模的判断仍不失准确。

2011年，智慧城市在中国掀起第一波热潮，北上广深等30多个大城市密集公布相关建设规划，2013年，住建部又先后分两批发布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智慧城市试点范围大幅扩展到200城，时至今日，根据德勤统计，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约1000个智慧城市，中国占比近半，是当之无愧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最大实施国。

智慧城市首轮建设热潮，催生了公安、交通、市政等领域的一大批经典案例，但实践中同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某些地区智慧城市项目上马过多过滥，脱离发展实际，加剧地方财政负担，2018年财政部集中清退出库的PPP项目中，就不乏此类“智慧XX”；另一方面，已建成的智慧城市项目，建设与使用的脱节也并不罕见，难以令公众感知其价值。

华为企业BG相关业务负责人在接受观网采访时，曾将之总结为“参观项目”：巨型大屏为标志的系统控制中心，往往只在接待上级或外部访客时才会启动运行，参观活动结束即关门停机。

2020年新冠疫情之初，物资调度与人员管理的巨大压力，使智慧城市建设的上述“痛点”被集中放大，仍然依靠电话微信+Excel，乃至手写台账的基层治理手段，在疫情防控中弊病暴露无遗，即便利用率较高的系统，在跨部门的联防联控中也存在着“孤岛”、“烟囱”等数据与流程问题。

智慧城市愿景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并非中国独有，事实上，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普遍存在上述现象，曾经风光无限的韩国松岛新城，时至今日也未能完成人口导入目标，被当地民众调侃为“鬼城”、“睡城”。

智慧城市的骨感现实，某种程度上在其概念诞生之初就已注定。

IBM等商业力量推动的智慧城市，描绘了城市生活及治理方式数字化的靓丽愿景，在平台与技术层面，无论是FEA等顶层架构规划，还是底层技术域定义，也都显示出老牌IT巨头的积淀与功力，然而少有人能够注意到其中的方法论缺陷：智慧城市的工具与愿景之间，横亘着一道与组织有关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