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拉克劳2014年去世以来，墨菲已成为新左派民粹主义最引人注目、最直言不讳的火炬手，最近一次反应在她那本题为《为左派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的书中。然而，虽然她对“左派”和“民粹主义”这两个词的使用非常广泛，但都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她的关键论点是，左派必须通过“重新政治化”政治来破坏新自由主义共识——接受对立团体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是政治生活的根本。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墨菲认为，这种冲突不应该沿着传统的阶级断层线展开，也不应该沿着任何特定的断层线展开。相反，她认为，左派必须围绕一项故意含糊的反建制计划团结起来，该计划旨在容纳进步事业和怨恨情绪的尽可能广泛的联盟。

墨菲和许多其他左翼民粹主义策略的支持者看到黎明的崛起。经济危机爆发几年后，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选举中获胜——她甚至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Íñigo Errejón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但自那以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屈服于欧盟的压力，伤了欧洲各地左翼民粹主义者的心，而由于个人和政治冲突失去了前进动力。墨菲已经把希望放在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身上，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局外人，也是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圈内人。

Íñigo Errejón，“我们能”的领导人之一，在西班牙的地区和欧洲选举期间参加竞选活动

尽管墨菲远离了其他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本土主义倾向，最著名的是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和她在德国的新运动站起来（Aufstehen），她也明确地把目标对准了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特别是那些在第三条道路上输给了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选民。在几次采访中，墨菲说：“当公民去投票时，他们看不到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之间的区别。这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得以发展。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谈到了大众阶层的痛苦，她告诉他们，外国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们需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另一种对立话语。”

左翼民粹主义者也认为，白人工人阶级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分子，是出于对经济的焦虑，而非文化上的强烈反对。因此，一旦左派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经济选择，他们将不再关心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然而，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60多年前证明的那样，部分工人阶级是威权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数十年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本土主义工人阶级选民——和其他支持民粹主义激进右派的选民一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动机是反对移民（和伊斯兰教）。换句话说，是文化上的反弹，而不是经济上的焦虑。

然而，尽管布莱尔或希拉里等“自由民粹主义者”可能比左翼民粹主义者更了解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的动机，但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学术研究一贯表明，当主流政党转向右翼，试图拉拢激进右翼的问题时，它不会伤害民粹主义右翼政党——事实上，它往往会帮助它们。此外，其他研究表明，这也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大出血。

这很有道理。主流政党将移民问题列为优先议题，并强化对移民的负面描述，只会有助于推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主要议题和框架。此外，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不仅是本土主义者，也是民粹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移民现实主义”最终是无效的。即使他们不只是口头上支持更严格的移民和融合政策，大多数反对移民并认为这是一个突出话题的（工人阶级）选民也认为，主流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体上是不可信的。事实上，他们的右转被认为是对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确认，因为它确保了其他政党实施自己的政策，所以投票给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是最有效的选择。

六

为了在21世纪重新获得地位，无论是在自由主义还是左翼形态方面，社会民主必须超越民粹主义的诉求。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英国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国取得的惊人成功，已表明人们有复兴社会民主的愿望。

但在社会民主得以复兴并为21世纪做好准备之前，它必须接受自己在民粹主义激进分子目前公开捍卫的政治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公开捍卫过白人至上，但它的政治制度和福利国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上的：比起非白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它更喜欢本地的白人工人，并接受单收入男性主导家庭生活的父权统治。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迅速吸引了非白人工人，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基本模式。

社会民主需要以包容所有工人的方式重申其理想。它应该回归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回归一种不论阶级、种族或性别，基于团结所有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实践它。在21世纪初，整个西欧，萎缩的工人阶级中女性和非白人（或移民后裔）所占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此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传统的工厂工人拥有相对优越的地位、受到良好保护和报酬丰厚的长期工作。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经典的工人阶级职位不仅被外包给更贫穷的国家，而且被缺乏保护和安全的不稳定职位所取代。在21世纪，找到一种方法将所谓的“不稳定者”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正义进程，是社会民主的巨大挑战。这是否还能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标签下实现其实是次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认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利益之上的，而不是民族国家认同。

必须强调，我们目前面临的是社会民主的党派危机，而不是社会民主的理想危机。在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屡败屡战之际提出这一主张，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社会民主主义依然存在，而且发展良好。事实上，在我的成年生活中，我不记得还有哪个时期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有如此激烈的辩论。公平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辩论几乎只发生在美国，而且用的是一个错误的术语“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但这场辩论正在激烈进行，而且不仅限于传统的进步主义“沙龙”。

许多传统的社会民主政策得到欧洲和北美大多数人口的支持。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所有21个成员国的大多数人都支持对富人增税以支持穷人。超过一半的人希望他们的政府确保更好的养老金（54%），而近于一半的人在更好的医疗保健方面有同样的想法（48%）。超过三分之一（37%）的人甚至支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福利。

然而，社会民主党继续失去选举支持，福利国家中许多政策的制度性表达不断瓦解。这是因为对富人增税，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等政策，都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已被新自由主义取代。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政治的方式。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意识形态进程比作为一项经济计划更为成功。积极的公民已成为消极的消费者，他们认为公共部门是私营部门之外的一个效率低下的选择，并认为公司或个人之间的竞争是理想社会的最佳模式。

因此，在社会民主党能够在选举中复兴之前，社会民主党需要挑战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假设，重新作为新的常识确立他们自己的平等主义和团结的观念。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近一个世纪前所解释的那样，政治成功只能在文化霸权确立之后才能实现。只有当人们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时，政党才能成功地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此外，没有对关键社会民主价值观的广泛支持，即使是受欢迎的政策也很容易被击败。

重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化霸权，需要动员现有政党以外的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政党。在大多数国家，这些政党的领导人都是在“第三条道路”鼎盛时期加入的，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的鼎盛时期。同样，意识形态复兴应该与绿色和“激进左翼”政党合作，但独立于它们。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构成虽然重叠，但本质上不同。

社会民主的复兴将需要一个新的文化和政治基础设施，首先以选举政治的外围为中心。它应该包括工会，尽管工会的权力有所削弱，但工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仍然很密切。它应该包括进步的少数族裔组织，尤其是那些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组织，以及植根于当地社区的新的基层组织。简而言之，复兴社会民主需要一场新的社会民主运动——一场比现有政党更大、更大胆、更有活力的社会民主运动。

（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史庆/译，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史硕士研究生。）